調查顯示九成受訪者認為不應取締群租

　　6月底，今年畢業的小廖剛從大學宿舍搬出來，就跟另外9位同學一起搬進長沙東塘的某小區群租房。 三周后，北京對群租房下達禁令，規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積不得低於5平方米。近日有報道稱，長沙對群租房的管理措施也在醞釀中。

　　長沙的群租房該不該取締？瀟湘晨報聯合大湘網調查顯示，通過對群租利弊的對比，89.11%的受訪者認為不應該取締。

　　“治理群租是必要的，但是光堵不疏，顯然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選擇。”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張桂蓉說。本報記者方興實習生田堯江長沙報道

　　170平方米，已住下26人

　　7月26日，周五。晚上7點，室內溫度依舊沒降下來，陳宇林(化名)赤膊在小房間裡揮汗上網。

　　小房間只是這套170平米套房中的一間，擺了4張床，上下鋪，8個鋪位已有7人住下。而在這套有5個臥室的房子裡，已住下26位租賃人，還剩6個空床位暫無人居住。

　　這是位於侯家塘某高檔小區內的群租房。原本四室兩廳的房子，由於客廳比較大，被隔出一個臥室，變成5個臥室、1個客廳、2個衛生間、1個廚房。走廊兩邊是臥室，這種南北不通透的格局，在持續高溫的天氣裡，小格子間格外燥熱。

　　今年20歲的陳宇林來自株洲攸縣，去年從郴州某學院教育專業畢業，“因為想闖蕩江湖增加閱歷”，9月份他來到長沙，先跟同學在樹木嶺合租兩居室的房子，兩個月后他承擔不起每月800元的租金而退租，開始尋找群租房。

　　這間群租房於去年8月份開張，在這棟高達32層的樓裡，屬於兩梯四戶中的一戶。床上的被褥、每個房間的空調、電風扇都是老板統一購置的。租金公開價格是每床位每月370元，包照明和電風扇用電以及水費，開空調每小時另收2元的費用，不講價。

　　陳宇林沒有再找第二家群租房就拎包入住，那一天是2012年11月17日。

　　他被安排到最裡面一間大房子，是第6位住進去的客人。其余5位室友，分別在某家裝公司、某通訊公司、某酒吧和某教育培訓機構上班，清一色的本科院校畢業生。

　　4個月后，第7位客人住進這間房。他叫周翔(化名)，永州寧遠縣人，3年前從陝西省榆林某學院化學專業畢業，幾次跳槽后，來到長沙一家軟件公司，做了編程員。

　　周翔能說會道，陳宇林性格外向，兩個人喜歡到另外的房間去跟其他室友聊天。他們發現，26位群租人，全部算“文化人”，2個技校畢業、5個專科生、19個本科生，其中還有重點本科院校金融專業的畢業生。

　　長沙市區群租的重點人群是哪幾類？調查顯示，28.49%的受訪者認為大學畢業生尤其是剛畢業還沒有穩定收入的大學生排在第一位，進城務工的低收入人群(如飯店服務員、鐘點保潔工等)和收入偏低的年輕白領緊隨其后(25.42%)。

　　兩個群租者的經濟賬

　　周翔是26位群租人中畢業最早的一個。3年前，他畢業到長沙一家旅行社做客服，被派往南京上班。由於單位不提供住宿，他直接住進了南京秦淮區的某小區群租房，每月400元租金。

　　2200元月薪，周翔在群租房裡堅守了一年。他決定轉行做軟件編程，希望能改變低薪狀態。

　　轉行的代價是，必須到專業培訓機構去學習5個月，學費1.78萬元。周翔一咬牙，辭職，從家裡借了些錢，再把過去一年的積余湊一起，付了學費，繼續在群租房裡住了5個月，成為一名拿到証書的軟件程序員。

　　去年3月中旬，周翔再次來到長沙，如願進入一家公司從事編程工作，月薪2800元(稅后)，不包住。他住進了陳宇林的這間房，再次成為群租一族。

　　“根本不敢合租，”他幾次對記者提到這句話，“一個月能剩余的不多了，我的錢必須精打細算來花。反正就是為了晚上能睡覺，我覺得沒必要單獨租房。”

　　群租房是否有好的一面呢？調查顯示，42.24%的受訪者認為，它保証低收入人群有一席安睡之位﹔而沒有街頭露宿者、給城市帶來相對穩定(22.59%)和減少住房空置率、降低個人和社會成本(19.14%)分別排二三位。

　　周翔每月的開銷是這樣算的：伙食費750元(日均25元)，上下班車費120元，手機費100元以下，同學同事朋友應酬開支200元，房租370元。

　　剩下的1260元，不包括衣服等其他日常開支。他每年最多回去兩次，因為“長沙到寧遠來回路費每次200元”。

　　陳宇林跟周翔的經歷相似。畢業后第一份工作是保險公司銷售員，然后辭職考教師編制，直到最近才重回長沙。無論哪個崗位，他的月薪2400元(稅后)沒變過。

　　因為交友廣，陳宇林每月的應酬要花500元。“我一直是月光族，”他說，從沒想過買房的事，就一直住群租房。

　　“若限制群租，就隻能選擇離開”

　　周翔的銀行卡裡如今已有1.5萬元，這份“淨資產”一直被妥善保管著。上個月，他在一輛公交車上看到一個房產銷售廣告，南三環靠近芙蓉路附近，起價5800，毛坯房，“當時我隻能苦笑，16個月工作賺到的錢，買不了3個平方米陽台”。

　　周翔說，內心希望在落腳的城市裡擁有自己的房子。“再小，也是屬於自己的地方”。

　　他和陳宇林都來自農村，父母在家務農，均年近五旬。隻不過，有教師資格証的陳宇林可以選擇回鄉教書，而周翔必須在城裡繼續打拼。

　　幾天前，北京發布群租房禁令，明確規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積不得低於5平方米，每個房間居住的人數不得超過2人(有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關系的除外)，不得分割出租，不得按床位出租。而有報道稱，長沙對群租房的管理措施也在醞釀中。

　　有一次，大家圍坐在客廳討論“限制群租”這個話題。最后的結論是：一旦限制群租，戶口沒遷到長沙市區，既享受不了經濟適用房政策，也不夠租住廉租房，最后隻有承租公租房的希望。

　　不過，周翔查到的信息是，長沙公租房重點建設在高新區、經開區、市內五區的產業園區等8個公共租賃住房集中點。“這離上班的地方太遠了，還是沒有群租房方便。”他說。

　　盡管不知道長沙會對群租房出台何種規定，但陳宇林還是很憂慮，“在房價高、工資水平卻不高的城市，如果限制我們群租，那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棲身呢？”

　　遏止或禁止群租，可能會帶來什麼？根據調查結果，租不起房的人露宿街頭，城市邊緣地帶或出現貧民窟(35.54%)，將城市需要的某些技術工人從城市中清退出去(18.20%)和可抬高房租進而多征稅，從“蚊子腿上剝下三兩肉”(17.88%)排名前三位。

　　周翔已經想好了出路，“如果長沙也做出北京這樣的限制，就意味著我不可能像現在這樣低價租到房，那我就隻好離開這座城市了。”他打算明年去廣東。

　　老板

　　每套房每月賺2000多元

　　T先生，邵東人，50多歲，塵肺病三期，去年在湖南省職業病防治醫院自費洗肺。他是這個小區裡群租房的“二房東”。

　　因為喪失勞動能力，T在這個高檔住宅區從房東手裡租到幾套大套間，每套房月租3600元，物業管理費每平方米1.5元。群租生意就此開始。

　　他規定，每個租客都必須登記身份信息，否則給再多的租金都不出租。這些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証號和地址、手機和QQ號碼、工作單位。“這些都是以備派出所來查驗的，”他拿出登記本給記者看，兩個厚厚的本子上登記滿了。

　　在他的租客中，很少有快遞員、保潔員。曾有一個快遞員在這裡住了一周，被公司召回集體宿舍，“長沙的快遞公司或者保潔公司都願意提供住宿，方便集中管理。”T說。

　　每個租客月租金370元，包水電和物管費，T的每套房每月能賺2000多元。

　　“他對我們挺好的。”來自郴州資興的租客宋泓(化名)說。T一直住在這套群租房的客廳沙發上，為租客24小時服務，最讓他高興的是：客源穩定。

　　鄰居

　　生活暫時沒受過干擾

　　在樓下的便利店，老板對T很熟悉，“有人來我店裡問這邊有沒有房子出租，我們就推薦到他那裡去。”

　　記者正是以“群租客”的身份問這家店老板，找到T的。

　　7月25日晚10點，幾位鄰居在樓下納涼，記者問樓上群租房對他們的生活是否帶來干擾。

　　“還好。這個小區物業管理很規范，亂扔垃圾、打架斗毆、電梯超載的事暫時沒發生過，消防安全就不好說了。”一位鄰居說，他的意見隻代表他，不代表小區其他人。

　　專家說

　　“不能光堵不疏，還應加強租房市場建設”

　　口述：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張桂蓉

　　群租現象主要有兩個方面的特點：一是居住擁擠，人員混雜，產生許多治安、消防安全等隱患﹔二是群租具有較明顯的負外部性影響，可能給鄰居造成許多生活上的不便，給整個小區的物業管理帶來一定的難度，甚至造成小區居住環境的下降和物業貶值。

　　北京、上海等城市都先后頒布了限制甚至禁止群租的規定，且不說這些法律條文執行的難度和效果，我們認為治理群租是必要的，但是光堵不疏，顯然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因為城市建設需要群租屋裡的打工者，如果要他們負擔更貴的房租，他們要麼離開城市﹔要麼需要更高的工資，隨之而來的就是物價的上漲﹔要麼居住在城市的角落，形成新的貧民窟。

　　城市的貧民窟一般處於城郊結合部或所謂的三不管地區。由於長期受到忽視，在道路，公用設施(水電煤等)，學校，醫院等的建設上通常是一片空白。長期生活在環境極差的地方會在身心上對城市新來者產生極大的不利影響，從而導致犯罪率上升等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也就是所謂的被環境所迫而產生犯罪。貧民窟的蔓延會進而影響全體市民的生活品質。

　　住房制度改革的根本目標應該是“居者有其屋”，這也是政府的責任。它不僅包括所有人都“買得起房”，還包括“租得起房”。因此，消除群租的外部負效應，需要人性化的對策。

　　我認為，首先要建立長效管理、依法管理的機制。抓緊完善關於群租的法律規定，規范房東的行為，以保障承租人以及相鄰人的合法權益，使住房租賃市場有序發展，而不是通過簡單行政、懶惰行政禁止群租。

　　其次，加強房屋租賃市場建設，增加租房供應量。租賃可以分為公有出租與私人出租兩種。

　　第三，政府除了通過法律規范私人出租市場以外，還要出資建造公房用於出租，並且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如通過給予開發商以土地、稅收上的優惠，規定開發商必須在所開發的商品住房中提供一定比例的住房專門出租給低收入群體，或規定以政策優惠建造的住房隻能出租而不得出售，或開發商以低於市場租金的價格出租，其中的差價再由政府給予補貼等措施，以有效增加住房租賃市場的供給。這樣城市的低收入建設者，才能夠分享城市發展的成果，城市才能健康發展。

　　整理/記者方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