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脱媒”加剧,造成了银行贷款增长放缓,也改变了人民币贷款与信托、票据、企业债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构成比例。以往,信贷松,流动性充裕;信贷紧,流动性紧张,人们观察信贷规模变化,就能判断出市场流动性的松紧。现在,随着信托、票据、企业债等融资方式的快速“崛起”,特别是这些融资方式所释放出的融资额,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竟然超过银行信贷规模。在这样的情况下,仅仅观察信贷规模变化,难以对社会流动性状况作出客观准确判断,而社会融资规模则成了非常好的观察窗口。通过这个窗口,人们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新增贷款少增、社会融资规模大增时,全社会并没有因为贷款少增而出现流动性紧张、实体经济资金需求难以满足的情况。当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或者直接融资绕开银行信贷规模,直接注入实体经济时,它们的替代作用已经改变了传统融资格局,推升了社会融资规模的指标“地位”。
这一变化,也让人们更容易理解,当前货币政策的实施,为什么并不必然体现为信贷规模的增长。比如,当10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创近3年间最低值、仅同比上升1.7%,升幅低于9月份的1.9%时,通常这样的数据意味着中国政府拥有了在必要时进一步刺激经济的空间,也意味着货币当局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空间被打开。但货币政策有没有必要一定采取降息或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类释放流动性的举措呢?其实,如果政策多多鼓励发展直接融资、合理引导影子银行发展,增加流动性的目标同样能达到。从这个意义上说,观察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更能把握全社会资金面情况,也更有利于货币政策前瞻性预调微调。徐绍峰
(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