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榆林民间借贷调查：两桌饭可筹资金上亿元

　　游离于金融职能监管之外的陕西榆林天量民间游资，迷信暴富神话，无视市场风险投资约束，依靠亲情、友情为纽带，以类似传销的方式，借壳黄金、煤矿等，展开金字塔式的“资本运作”，最终都陷入了一个个“利大折本”的“庞氏骗局”

　　“你说的是放板吧？你们媒体太妖魔化神木了。其实，这在陕北很普遍。这不，绥德最近也关了3个老板，只不过榆林北六县(榆林北部依靠鄂尔多斯资源相对富集的6个区县的统称)特别是神府(神木、府谷)相对严重罢了！再说真正出问题的，全是游离于金融职能监管之外的地下钱庄。”7月26日，陕西省榆林市银监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法治周末记者如是说。

　　这名金融权威人士所讲的“放板”，就是指地下民间借贷。按其说法，榆林民间借贷真正崩盘的原因，是大量的地下游资没有真正投向实体经济，而是借壳“煤矿、黄金”，最终都陷入了典型的“庞氏骗局”。

　　法治周末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地下钱庄，这个曾与温州、鄂尔多斯关联的民间借贷经营活动，如今成为西部第一经济大县——陕西神木县乃至榆林全市，绕不开的话题。

　　“快不要干你的那个破工作了，回来做个啥生意都比你上班强！”豪华的餐厅、20多人的大圆桌、标价4万元据称是30年窖龄的茅台、8万元的用餐标准。

　　气派与奢华面前，3年前在神木南亚华豪华酒店的一个晚宴上，在西安工作的刘涛(化名)听着姐夫及众亲戚的发财故事，脑海里即时浮现出宽敞明亮的洋房和神木街头满地跑的豪车。

　　一张大圆桌上，原本和自己一样穷得叮当响的儿时伙伴，转眼成了穿金戴银身价过亿的老板。听着一例例仿佛神话般暴富的故事，那时的刘涛真后悔通过高考跳出了这个两山夹一川曾经穷得无名无分的小城。

　　一周之后，做着发财梦的他，东挪西借凑足了1000万元，打回老家神木，让姐夫代为打理高利贷。

　　刘涛的资金从省城西安向神木家乡回流，其实是3年前，财富“马太效应”下，神木县城聚拢民间游资的一个样本。

　　彼时，成千上万个本地“刘涛”，早已加入民间游资不断寻求“价值洼地”的洪流当中。而这完全得益于资源价格的不断暴涨以及由此出现的创富神话。

　　神府两县地处秦晋蒙三省区交界，目前是陕西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两县经济总量近几年占据榆林全市的半壁江山。

　　神府两县也是陕西煤炭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以神木为例，763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有59%的地面下埋葬着优质黑色煤炭，资源储量接近500多亿吨。

　　20世纪80年代，国家为支援陕北老区经济建设，号召“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掀起神府煤炭资源开发大潮。

　　然而，时运不佳，疲软的市场、低廉的煤炭价格，早期并未给当地带来多大好处。到20世纪90年代末，神府两县还被划为省级重点扶贫开发县。

　　2001年，神府的煤炭价格开始飞速飙升。相关数据显示，在接下来的煤炭价格黄金10年中，神府煤炭的价格每年有70元至80元的增幅。2008年，神府煤炭行业进入“量价齐涨”的快速发展期，价格从2005年的每吨50元涨到2008年的每吨500元，煤炭年产量则从2007年的1亿吨，猛增到2011年的7.74亿吨。

　　神府东胜煤田开发的主体，是国有神华集团下属的神东公司。除此之外，便是数量众多的各类集体企业。开发之初，由于煤炭市场表现欠佳，许多集体企业被迫将生产经营权转包给个人，煤炭生产经营权私有化后，煤矿实为私人所有。

　　一煤兴百业，交通运输、住宿服务也兴旺发达起来，创造出大量民间财富。2010年，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建军经调研测算，整个神木县的民间资金规模高达500亿元；而当地金融人士估测，整个神府两县民间资金规模远在1000亿元以上，到2012年规模则更高。

　　2011年6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称，陕西省榆林市的亿万富豪人数不在7000人之下。榆林下属的两个全国百强县神木与府谷，保守估计神木县资产过亿元的富豪人数可达2000人，府谷县亦与此水平相当。

　　“大量的民间资金暗流涌动，摒弃了低回报的传统国有银行的存储投资，游走在暴利行业的边缘，一直寻求高回报的突破口。”长期致力于陕北民间游资投资趋向研究的陕西树里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李帮生如此分析。

　　家住榆林市榆阳区的张鸣(化名)，望着刚从西藏归来一脸风尘的朋友，还没等自己问候，一块拳头大小扑闪着焰焰光泽的金矿石，便出现在他眼前。

　　“金矿品位好、储量大、地理位置优越，一投资就能开采。”听着朋友从藏南带回来的“千载难逢”的投资机遇，张鸣心动了。

　　“要不是媳妇让我去考察考察的提醒，百万元的定金就打到了对方的账号。”张鸣回忆说。

　　背着朋友去矿区考察，发现金矿品味、储量不说，交通和安全成了最大的障碍。金矿最终没有投成，“明盘”(小规模的露天煤矿)又成了张鸣的陷阱。

　　记者调查了解到，神府多名投资“明盘”的煤老板除早期出手外，大部分烂在手中。

　　“资源价格上涨期间，迷信资源数量有限、永远不会贬值的神府煤矿老板，热衷于投资金属、煤矿等资源类矿产。”李帮生分析认为。

　　“最早是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乌海，再到宁夏、甘肃、新疆。保守点讲，整个榆林参与炒矿者至少也在1000人以上。”李帮生说。他曾多次为陕北炒矿大军提供过法律服务。

　　法治周末记者获悉的神木地方政府向上汇报的内部资料显示，仅神木一县，“民间资本以炒矿形式外流的数额，保守估计也在200亿元以上”。

　　“这些海量投资中，真正属于自有资金的少得可怜，大多都是别人的。”李帮生介绍。

　　按照李帮生等多人的一致说法，陕北炒矿大军的主要成员，是从原来神府煤矿退股分离出来、手头已有一定闲置资金的投资人。温州游资最早深入山西炒矿，浙商、晋商等后来者越过黄河进入陕北炒矿。富裕后的陕北游资，也加入炒矿大军，一路向西，高歌猛进。

　　江浙等地商人在陕北买矿后，最先向远在东南沿海的乡党“扩股融资”，直接启发了陕北炒矿商人。

　　所谓扩股融资，是几年前陕北炒矿牵头人惯用的“暴富”手段，即买矿人假设原以两亿元从他人手中购得一煤矿经营权，却以4亿元“原始股本”(即谎称4亿元购买的煤矿)向社会公开融资。

　　在煤价暴涨，股权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很容易实现上述目标。更有甚者在煤矿升值后，直接“扩股”融资。比如以4亿元“原始股本”融资后的煤矿，几年后煤矿升值为8亿元，再以8亿元股权作价，对外公开融资。成功后，4亿元又成为股东们的纯利润收入。

　　“大股东分红后，统一口径不给下级吊股子的隐形股东如实分红，结果形成层层盘剥分红的现象。而不满层层盘剥分红的隐形股东或下级股民，退股后另起炉灶。将原来分红的盈利模式倒过来，借鉴传销模式，直接用‘金字塔’式对外向下融资。得手后直接加入买矿、炒矿大军，有的则直接用融资来骗钱。”李帮生分析说。

　　一边有需要资金的投资项目，另一边有大量渴求回报的游资。双方一拍即合，地下融资应运而生。

　　相关调查显示，榆林的民间借贷直接来源于鄂尔多斯的启发，到2010年、2011年、2012年形成规模。没有人能确切统计出当地民间借贷资金的规模。

　　榆林的民间借贷一般是传统的低吸高放，但也有离奇的做法。在当地一名乔姓商人“两桌饭”的故事就颇为流传。

　　第一桌是：小有积蓄的乔某回乡借操办婚礼，“回报”乡里乡邻。席间乔某将自己包装成依靠高官岳丈背景，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成功商人。除不收礼钱外，还大酬父老乡亲。席上酒酣耳热之际，乔某许诺可以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如不愿长期入股也可以直接以高利贷支付帮扶乡亲们。因家乡是开发区，村民手头资金宽裕，一场宴席下来，千万元的融资就进账了。

　　第二桌饭是：已经有了“第一桶金”的乔某，回到县城后租来办公地点，大肆装潢一番。然后请来同学朋友，声称暴富了要重谢朋友哥们儿。出手大方的乔某早已用上千万元的融资，买回10辆路虎豪车。同样是一桌丰盛的宴请。席间宣布10辆豪车可以让朋友同学“免费”借用。

　　没过几天，乔某在电话中向同学朋友声称，找到一个很好的煤矿投资项目。如果兄弟们愿意投就投；如无钱投资，可高息融资，融来千万元，豪车就兑费赠送，而且免费报销加油、维修费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久，上亿元资金进入了账号。

　　当地金融机构调研发现，民间融资主要表现为一般民间借贷和隐名入股两种方式。

　　一般民间借贷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自身社会关系，发动亲朋好友，以月息2分左右的利率吸收资金，好友则以更低的利率向下线扩散吸储。而前者将吸收回来的资金，再以月息3分或3.5分的利率对外放贷。

　　隐名入股模式，一般以企业家牵头，众多投资者投资入股。注册登记的股东背后，又对应着挂有众多的隐名股东。隐名股东背后又有“吊股股者”。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呈现出金字塔式分布。

　　“两种模式都存在法律风险。一般民间借贷往往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嫌疑，而隐名入股模式对应的可能就是集资诈骗。”陕西律协副会长、榆林富能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武广韬分析。

　　法治周末记者调查发现，仅以神木为例，已经暴露出的典型大案中的刘旭明、张孝昌等人，都参与了地下借贷，涉嫌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罪。

　　“实际上阿拉善左旗的煤矿很值钱，如果帮忙让刘旭明不要被关起来，手续一旦规范了，所有人肯定能解套。”6月中旬，法治周末记者在陕北采访时，一名老板李涛(化名)竟然期望让刘旭明重获自由。

　　刘旭明，于今年3月13日被神木警方刑拘，4月18日因涉嫌集资诈骗被批准逮捕。

　　根据神木公安的最新通报，刘旭明涉嫌诈骗案，目前报案金额高达7.87亿元，登记的涉案金额达11亿元。当地多名知名政商牵涉其中，神木县人大主任高崇飞的儿子就有6000万元的涉案金额。李涛也给刘旭明投了5000万元的“吊股股钱”。

　　“小股东被大股东绑架，被迫成诈骗人的帮凶，有意帮助犯罪嫌疑人不被绳之以法，目的还是报有幻想让其将下一个受骗人拉下水，骗来资金后帮自己解套。这是陕北乃至全国的地下民间借贷中常见的事。”李帮生分析说，“在现金为王的观念驱使下，许多被害人不顾伦理道德乃至法律规范，角色错位，助长了庞氏骗局的延续。”

　　庞大、无序的地下民间借贷中，随时随地都上演着丛林法则中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

　　以“黄金大王”著称的神木人张孝昌，以抵押及质押担保从工商银行神木支行借来8亿元巨资后，又将神木的牛文儿等“五大户”拉进炒银大军，以赔了保底、赚了利润共享的承诺，再度先后融资13亿元。

　　因有银行与大户的示范引导，众多民间游资同样以金字塔式的借贷关系聚拢，源源不断流向张孝昌的金银帝国生意中。

　　2012年年末，黄金国际国内市场价格一路震荡下行，张炒黄金巨额亏损，案发后统计显示，张的黄金白银生意累计亏损40亿元。

　　2012年12月5日，神木警方将张孝昌从西安押回，以监视居住方式接受调查。

　　近水楼台先得月。“5大户”因与张孝昌共同控制白银账户，知晓操盘密码，从12月6日到10日，低价出售纸白银120多吨，套现9亿多元。而工商银行神木支行也以低价出售张质押的3.3吨黄金套现9亿多元。这个融资规模超过40亿元的黄金帝国，因资金大户的抢先抽贷，轰然坍塌。

　　在经过银行与大户的支解、瓜分后，张孝昌的账户上仅给已露头的431名散户留下4亿元现金，张孝昌共欠他们22.6亿元，扣除之前支付的6.6亿元利息，尚有12亿元本金的窟窿。

　　“资本的血腥与无情，在神木的地下融资崩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连神木县人大主任儿子6000万元的投资也化为灰烬。”前述榆林市银监局官员分析。

　　“事实上，榆林的地下民间借贷，同温州、鄂尔多斯一样，普遍存在短贷长投现象。从收益结果上看，借贷成本远大于实体经济收益回报，即使煤炭、房产、黄金的泡沫不破，项目回报也永远无法覆盖高息融资成本。等到最后，大家才发现，地下民间借贷的短贷长投，最终还是陷入了庞氏骗局的陷阱。”同样已经关注民间借贷多年的榆林学院法学院副教授马虎云如此认为。

　　“这就为上层设计者留足了开溜的空间和时间。一旦出现法律纠纷，设局者往往想方设法往民间经济纠纷上靠。这也是近年来受害者往公安跑的少，而往法院跑的多的缘故。”武广韬律师分析。

　　来自神木县法院的民间借贷案件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受理的案件几近2011年的两倍，是2015件；2013年年初到7月4日，已经受理2771件。而同期，当地公安介入的借贷案件少得可怜。

　　“事实上，受理案件中只能有50%结审，而结审中也只能有50%的执行率。等到执行时，设局的人不是跑路就是早已将资产转移。你就明白，为什么民间借贷文字证据中，仅仅是一张借款白条那么简单。”李帮生律师意味深长地总结。

　　“庞氏骗局”是意大利人查尔斯 庞齐制造。他1903年移民到美国，1919年开始策划一个阴谋，骗人向一个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许诺投资者将在3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然后，他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由于前期投资的人回报丰厚，庞齐成功地在7个月内吸引了4万名投资者。后人称之为“庞氏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