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战略紧迫性

我国未来的首要目标就是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也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自2012年一季度以来，GDP增速已经连续10个季度低于8%。虽然7-8%的速度并不低，但与前几年百分之十几的速度相比，降幅显得过大。与此同时，政府与市场、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经济增长与资源限制等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各界开始担忧，我国未来是否还能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迟早的事情，目前是否还有必要维持7%-8%的速度？ 还有些人认为，如果一个人可以选择小富即安的话，国家又为什么一定不可以？经济发展要耗费大量资源，国际势力又千方百计加以阻扰，况且在当前的经济水平下人民也基本能实现安居乐业。但是，如果认真审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和世界发展史，就不难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成为高收入国家，并且这个时间还不能太长。放眼历史，大国崛起具有规律性。我们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首先，“变富”是我们傲立世界民族之林、实现复兴的前提条件。自晚清开始，我们从积贫积弱中走来，历经苦难，所有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民族复兴。纵观世界历史，一个国家的富强是决定这个国家受到尊敬、民族拥有尊严、人民不受外来欺辱的关键因素。我们若想傲立世界民族之林，首先必须成为高收入国家。但是目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上排名还相对靠后。世行2013年的报告显示，全世界共有高收入国家61个，而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仅仅排名第94位。

其次，中等收入阶段像是一个经济发展泥潭，只有快速跨过去才能谋求未来的长远持续发展。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越来越具有“经济分水岭”的标志意义。那些不能在较短时间内跨过这条分界线的国家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纵观各国经济发展历史，“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说是最难逾越的一个“坎”。大多数国家都能在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阶段实现跨越，而当它们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大约四分之三出现经济大幅减速、停滞，甚至至今未能晋升为高收入国家。而那些较快晋级的国家则大都能实现进一步增长，比如韩国、日本等。因此，为避免落入这样的泥潭，我们必须尽早成为高收入国家。

再次，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的时间太长，国家容易发生政治波动。人民对经济增长有预期，当国家未能在预计的时间内晋升至高收入阶段时，失望和不满情绪就会蔓延。而如果这个时间拖得太长，各种负面影响就会加倍放大，最终演变为政治波动，甚至颠覆。阿根廷自上世纪60年代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后长期滞留其中，经济发展剧烈波动带来了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动荡。其它一些拉美、东南亚国家很多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反观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尽管民主化进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政治矛盾，但社会政治经济格局一直比较稳定。因此，从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必须尽快成为高收入国家。

最后，只有晋级高收入国家后才有能力解决经济、社会、安全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从低收入向中高收入发展过程中会积累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雄厚财力。比如当前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稀缺问题，社会保障水平偏低问题，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持就无法真正解决。又比如国家安全，我们也需要相应的经济总量来支撑军力提升。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大问题，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能力进行有效解决。

从国际经验分析的角度，任何一项关于国家崛起的研究都不能忽视美国。自独立以来，它在很多方面都做得非常成功。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而以下几点则十分关键：首先，理想的地理条件和审慎的对外政策。美国远离欧亚大陆，两次世界大战均未祸及其本土。同时，美国在崛起过程中采取审慎的对外政策，一直避免同其它主要大国直接正面对抗。美国19世纪中叶就已成为地区大国，但一直小心翼翼地处理同列强的关系，特别是极力避免与英国正面冲突，直到一战后才乘机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理想的地理条件和审慎的外交政策使美国经济发展获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其次，始终引领科学技术创新。美国是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战场，在这期间，它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战后第三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巩固了该地位。百年多来，美国先后引领了电力、化学、能源、通讯、原子能、航空航天、生物工程、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领域的创新，在企业管理、金融创新等方面也处于领先位置。这是其崛起并辉煌至今的关键因素。而自由市场模式和高质量的教育则构成技术创新的关键。自由市场模式带来充分竞争，激发创新动力。而教育则通过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创新能力。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各级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再次，虽然是自由市场体制的典范，但却从未抛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美国更像是一种“混合型经济体制”，美国政府每年都有巨额资金投向经济系统的多个方面，主要包括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建设、基础学科研究和技术研发支持等。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相互补充，支撑了美国经济的持久发展。最后，在资本主义世界拥有强大的国家吸引力。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拥有制度、经济、文化、语言等多方位的国家吸引力，其政治领域三权分立和经济领域自由竞争制度一直被看作资本主义世界的典范，文学、影视、音乐、体育、时尚等文化软实力十分强大，“美国梦”以及开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全球各类人才。强大的国家吸引力增强了其在全球配置资源和拓展市场的能力。

再来看看日本：日本作为与我国文化相似的东亚国家，二战后通过一系列改革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经济学家多把美国的大力扶植作为战后日本经济得以迅速复兴的原因,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其自身也采取了非常正确的战略举措：首先，另辟蹊径，由国外引进带动自主创新，提升科学技术水平。与美国不同，几次科技革命都不是发端于日本，但它却能够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加以吸收和改良。上世纪50-70年代，日本抓住机遇，制定“科技立国”战略，并走出了一条“引进-吸收-改进-创新”的特色道路。这是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提升生产率的关键。1956-1964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1%，其中因技术而增长的部分为48.5%。其次，紧抓国际市场，推行“贸易立国”的经济战略。日本经济发展条件实际上不如我国，其国内资源贫乏，市场规模也较小。针对这样的缺陷，日本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战略，促进国际贸易并积极投资海外。该战略在日本战后复兴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再次，在适当的时间成功进行了经济转型。日本政府没有固守促成其早期高速发展的偏粗放的增长方式，适时实现了向市场主导和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经济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最后，重视教育。日本是全世界最重视国民教育的国家之一。即使在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1961-1970年，教育经费增速也超过GDP增速。

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前苏联:前苏联与我国拥有相似的社会制度，其兴衰路径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按照前苏联官方统计,1951-1980年的30年时间里，经济平均增速超过8％，鼎盛时经济总量曾达到美国的约70%。应该说前苏联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各项资源能够快速实现产出；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吸引力为苏联在国际上争取到了很多盟友，从而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客观地讲，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样的战略方针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先进性。但到80年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计划经济的缺陷愈加凸显，最终导致经济严重衰退和苏联解体。首先，严重忽视市场机制。由于整个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财政资源、经济管理都高度集中，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创新、引导消费等方面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使得苏联始终停留在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上，技术水平提升缓慢。苏联也曾尝试过进行一些体制改革，但收效甚微，而后期的改革又过于激进，最终导致经济崩溃。其次，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由于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加上与美国军备竞赛，民用工业愈发薄弱，经济结构从失衡走向崩溃。再次，苏联一直奉行的大俄罗斯主义使得民族矛盾激化，加上过于强硬、缺乏弹性的对外政策，其初期所拥有的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也不复存在。

近期西方学者对于印度给予了广泛关注并寄予了厚望。印度经济成败不好定义。一方面，它取得了很大成就，很多学者都认为它未来能够与中国并驾齐驱；但另一方面，印度建国较新中国成立稍早，也没有经历大的战争和政治波动，发展至今日，人均GDP却只有我国的四分之一。同时，印度经济发展还表现出不稳定的特点，经济危机时有发生。作为在很多方面与我国具有相似性的大国，印度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对我们具有警示作用。首先，中央政府过于弱势。印度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权力分散的国家，中央政府难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推动作用，加之过早推行民主化政治，很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都不能得到快速解决，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政府缺乏执行能力，民间协调成本高，使得大规模投资难以实施。其次，糟糕的周边环境。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周边环境，而印度周边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与其有领土冲突。再次，较弱的对外吸引力。印度社会给世人以“脏、乱、差”的印象，没有太多人愿意到印度留学和投资，这对于印度利用全球市场有着很深的负面影响。最后，落后的教育。印度教育属于精英型教育，普通民众受教育程度较低，文盲率达到26%（2011年），大学入学率不到20%（2013年），落后的教育制约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经济增长缺乏有力支撑。

大家更熟悉的是拉美国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是难言成功的。拉美国家大多很早就实现了国家独立，两次世界大战均未祸及，同时这些国家资源丰富，人口密度也比较合理，可就是在这样出色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却十分缓慢。其问题出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错误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政府都过多地参与经济活动。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指导下，政府控制大量国有资产并直接参与各类产业的经营。到80年代后，拉美各国开始意识到需要提升市场的作用，但是它们后来的市场化改革却过于猛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比如阿根廷，其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市场化改革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当时阿根廷政府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推行完全私有化和全面市场化，排斥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短短几年里，将水、电、邮、运等公共基础设施都卖给国内外私人投资者。例如，1995年阿根廷前十大银行中本地银行有六家，现在只剩下一家。这种大刀阔斧卖掉国资并引入大量外资的方式让阿根廷吃尽苦头，公共外债以每年100亿美元的速度递增，到2001年攀升至GDP的40%以上，使得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其次，对外经济战略失误，并未能抓住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实施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目标是用本国工业产品生产替代进口。为达到这一目标，采取了高关税、进口配额、提高本国币值等保护手段，结果却导致了先进技术既不能引进又不能自主创新的局面，错过了全球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的绝佳机会，产业未能实现升级，经济增长缺乏后劲。再次，政局动荡不安。80年代后，阿根廷、巴西等国先后经历政局动荡，直到本世纪初，情况才有所好转。

透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不难总结出实现经济崛起的几个关键点：第一，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同时重视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市场经济是通往高收入的必经之路。前苏联的例子表明，完全由政府主导经济最终没有出路。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光靠市场也不行，政府的作用不应被忽视。亚、非、拉美一些国家过分迷信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而美国、日本、韩国甚至许多西欧国家则积极妥善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保证其经济取得了成功。第二，重视提升科学技术水平，最好能借助科技革命。美、日、西欧等所有成功国家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提升生产率的关键作用。尤其在经济发展至一定阶段后，这是突破瓶颈，实现“高位跳跃”的不二法宝。而科技革命则是大国崛起的捷径。如何创造条件成为未来科技革命的中心？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第三，重视教育，舍得投入。不是说重视教育的国家都能崛起，但如果不重视教育的话，这个国家肯定会失败。教育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赖两个方面：优秀的教育体系、大力投入。第四，拥有长期稳定的内外部环境，并提升国家对外吸引力。发展需要稳定的内外部环境，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平衡与配置资源，而提升国家吸引力不仅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内外部环境，同时有利于经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金、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

(作者为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