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转型与改革大有空间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可望保持中速增长

　　●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既是短期政策着力点，又是中长期发展重点

　　●制度创新对中国非常重要，只有制度创新才有新的制度红利

　　●把公平可持续作为改革的基本导向

　　在中改院2012年11月3-4日主办的“2012’新兴经济体智库经济政策对话”上，未来10年中国的增长前景与转型改革选择成为与会专家普遍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很多专家认为，如果未来10年在转型与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中国有条件实现7%-8%的中速增长。

　　一、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中国开始进入中速增长新阶段

　　1.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不确定性加大。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前首席总裁艾森布莱特指出，全球面临国际金融危机、收入分配不均、长期可持续缺乏动力等三重挑战，目前需要处理的不仅是衰退问题，更重要的是推动世界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寻找新增长模式以应对挑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发达经济体开始出现某些“日本化”特征。一是传统货币政策基本上失灵；二是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三是人口老龄化加剧；四是很多国家内部政治对立，很难形成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发达国家经济体大约2%-2.5%的低迷增长很可能仍要持续少则3-5年、多则8-10年。

　　国家开发银行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崮也认为，全球经济不乐观。第一，美国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仍难持续增长；第二，欧债危机加深，欧洲经济将长期低迷；第三，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波动剧烈，均受到稳增长、防通胀和调结构的“三面夹击”。

　　2 .国内发展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老龄化进程加快。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指出，未来几年我国老龄化将持续加快，老龄人口占比将平均每年递增0.54%。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相对减少，人口红利式微。这意味着不确定性增大，抗风险能力下降。进一步看，老龄化、城镇化和信息网络化构成了我国社会转型的三大基本特征，其发展之深刻和迅猛，要求我们在讨论下一轮改革时，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基数大、速度快，而养老保障的底子薄、负担重，这对就业、养老、医疗、房地产、社会伦理与文化带来深刻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从短期来看，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跨越“刘易斯拐点”，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会影响一国的负债融资能力、资产配置能力以及使用杠杆率的能力，并相应产生融资风险、资产价格下行风险及杠杆率收缩风险等潜在风险；从中长期看，人口结构对国家资产负债表产生的影响，将冲击、限制宏观政策的腾挪空间。

　　———我国与世界经济周期趋同，难以避免外部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全球贸易和直接投资减速将直接带来我国外贸减速，这在今年已成定局。刘克崮指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大体同步，这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说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加深。在这个背景下，我国经济摆脱不了全球经济大环境变化的冲击。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我国很难长期一枝独秀。

　　———低成本优势逐步弱化。张燕生认为，我国要素价格已经进入全面上升的阶段，汇率、利率、社会福利、环境成本等上升都是长期的、刚性的。从区域看，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减速已成定局，而且将是一个长期趋势；从行业看，过去10年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重化工、建筑、房地产以及相关装备制造业都进入到一个长期调整的时期。因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很难保持高速态势。

　　3.中国经济未来10年可望保持中速增长。尽管很多专家从内外环境变化出发，分析了我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各种挑战，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客观分析我国潜在需求的规模后指出，有效需求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增长的潜力与增长的前景。如果未来1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蕴含的45-50万亿的消费潜力得到比较充分释放的话，能够支撑7%-8%的经济增长。

　　二、内外环境变化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

　　1.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是应对内外环境变化的战略选择。迟福林强调，我国城镇化、尤其是人口城镇化发展空间及其可释放的潜在消费巨大，如果潜在需求通过人口城市化得到充分释放，我国经济未来10年仍将处于上升通道。以人口城镇化为支撑，加快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充分释放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将形成我国未来5-10年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着眼于未来10年的中速增长目标，需要把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需求释放，作为衡量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指标，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任务。可以说，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又是中长期发展的重点；既是发展面临着的突出矛盾，又是改革面临着的重大挑战。

　　2.要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老龄化带来的巨大发展空间。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需要从物质资本转向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但现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短缺，制约了企业转型升级、技术产品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由此带来了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宋晓梧指出，人口老龄化问题既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同时又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应当看到，老龄化会带来广阔的、新的需求领域，给养老产业带来巨大发展空间，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空间。要及时调整生育、养老、医疗等与老龄化密切相关的政策，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比较平衡、比较和谐的新格局。

　　3.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迟福林指出，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客观要求投资转型，对国有资本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当说，这些年国有经济在做大总量上功不可没，但是从实际结果看，如果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分布过宽的局面不改变，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就相当困难。尽快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腾出更大的空间，是中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也是防止资本外流，提振社会资本信心的重大举措。为此，要加快国有资本的公益性回归，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把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以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重大作用。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为加快人口城镇化创造有利的条件。

　　4.加快社会转型，推进社会建设。赵白鸽指出，社会建设是破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关键之举。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转型，全面加强社会建设的重点是：第一，重新认识社会并切实树立社会建设的理念；第二，着眼于形成和完善系统的社会政策体系；第三，大力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一个成熟的社会，离不开大量自立的、活跃的、有责任的社会组织；第四，进一步推进社会发展领域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南合作。

　　宋晓梧认为，只要及时调整生育、养老、医疗等与老龄化密切相关的政策，我国有望在2030-2050年形成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比较平衡、比较和谐的格局。

　　三、把公平可持续作为改革的基本导向，不断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新突破

　　1 .改革是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指出，未来10年中国改革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性转折期，中国的改革能否取得新的突破，决定着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张宇燕指出，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来自贸易的收益，也就是斯密增长；第二个源泉是技术创新，即熊彼特增长；第三个源泉是制度创新，即诺斯增长，让制度创新提供更好的激励机制，降低交易成本。在增长的三大源泉中，制度创新对中国最重要，只有制度创新才有新的制度红利。

　　2.要以公平可持续为目标，凝聚新的改革共识。迟福林指出，未来10年是对我国转型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关键时期，以人口城镇化为支撑，走向公平可持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二次转型与改革的战略目标。把握城镇化带来的历史机遇，需要在转型上取得共识，更需要在改革上取得共识。第一，坚持消费主导，把推进人口城镇化、释放13亿人的消费需求作为最大的经济结构调整；第二，坚持民富优先，使城镇化真正承载起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功能，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结构；第三，坚持绿色增长，推动绿色城镇化；第四，坚持市场主导，调动社会资本力量推进城镇化；第五，加快政府转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能够有效地履行公共职责。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提出，新阶段的改革要把公平正义作为最基本的取向以凝聚改革共识。第一，公平正义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症结所在，我国经济社会领域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公平正义的问题；第二，公平正义的改革取向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弥合分歧；第三，公平正义的改革方向符合我国发展的基本方向。

　　中改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常修泽提出的改革战略愿景是构建三个制度文明“大屋顶”。其一，包容各种改革力量，构建中国改革的制度文明“大屋顶”；其二，包容两岸和平发展的力量，构建两岸“聚兴中华”的制度文明“大屋顶”；其三，吸收西方和东方文明的精华，并促其相互交融，构建当代制度文明“大屋顶”。

　　3.重新定位政府经济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指出，中国未来经济能不能顺利转型，取决于政府经济管理方式能不能发生根本性改变。一是由管制型、管理型转向服务型；二是由单一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治理型；三是由手工作业型转向电子网络型，成为智慧型政府。政府转型的要害是重新定位政府经济职能。第一，转变政府管理的理念。政府是营造环境的主体，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第二，削减政府权力；第三，进一步确立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地位。

　　4.把公共治理体系改革作为改革的关键环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指出，公共治理体系是中国未来转型发展的关键。当前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包括发展方式转型难、资源环境约束破解难、和谐社会建设难、认识不一致改革难，最根本原因都是公共治理体系的改革滞后。因此，中国新一波的改革应当聚焦在公共治理体系，目标是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现代公共治理体系。在这方面，有四个核心任务：第一，最核心的突破点是党内民主机制的建设;第二，现代理性政府体系的建设；第三，完善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为基础的公共政策整合机制；第四，推动审判独立，建设法治政府，完善依法治国。

　　5.积极准备新一轮整体配套改革。刘克崮指出，要用一年左右时间，积极准备新一轮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特别是价、税、费、财、金、房地联动的综合配套改革。主要涉及十项内容：收入分配改革、价格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土地房产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层次化、农村改革、统计体制改革、“走出去”协调管理机制改革和上层建筑改革。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