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潮来袭

老龄化在中国虽然“新”，但是其速度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非常迅猛。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2000年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由于城市化不完全、城乡经济不均衡、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原因，我国的有效供养老年人的劳动力更加不足；理论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呈现出居民逐渐地“高消费和低储蓄”，即所谓第一人口红利的迅速消失，这对一个经济体的居民储蓄进而形成投资和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但对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年龄群体和消费可以发现中国老龄群体的消费并没有呈现“高”消费的特点，这让未来中国的内需也就是居民的整体消费蒙上一层老龄化的阴影。

幸福的“烦恼”：中国老龄化进程及国际比较

社会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平均寿命的不断延长，可谓是社会的幸福的“烦恼”。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进入老龄化，而在2000年，发达国家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4.3%，老龄人口抚养比达到21.2%，世界平均水平需要到2050年左右才能达到这个水平，因此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4%或老龄人口抚养比为20%视为该地区或者国家深度老龄化的标准；预计在2035年左右，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例达到21.2%，因此把一个国家和地区65岁以上老人人口比例超过20%视为进入超级老龄化。

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发展呈现出起步虽然较晚，但是发展较快的特点。根据国家统计年鉴和联合国标准，中国在1995-2000年间进入老龄社会，相对西方国家晚了近50年。由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急剧下降，根据联合国2011年的人口展望项目中等出生率预测，中国约在2025-2030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仅用25年，相比西方国家速度更快；而中国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则以世界最快的速度与西方国家在2035-2040年左右同期进入，期间仅用10年。如此快速的老龄化是比较惊人的“幸福的烦恼”。

更为严重的是，对比发达国家和地区，新加坡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已经达到将近10000美元，其他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进入时人均GDP都在5000美元左右，而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左右，俗语说“未富先老”，这更加重了社会老龄化的严峻性。

老龄潮的经济、社会影响

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是学术和社会各界有共识的，可以列举几项分析如下：

1.整体社会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也就是有效劳动力供给的不足。短期看，直到2030年左右中国劳动力人口会下降2个亿左右，老人的增加伴随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将会出现3个甚至2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这对我国劳动力的供给、生产、纳税都有不利影响。进一步考虑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完善，劳动力人口中还需要剔除在校生、失业人群、城乡低收入人群和提前退休人群，会带来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极大挑战。

2.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挑战。我国目前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按照现收现付制为主的社会保险体系。社会保险对风险的要求敏感性高，其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一个较稳定的缴费来源和基金筹备，而老龄化是社会保险现收现付制下面对的最大风险。劳动力作为基数的缴费人数减少而老龄人口作为基数的领取待遇人数的不断增加，会使得社会保险体系尤其是基金的可持续性打上问号。老龄人口的医疗费用高于劳动力人口，这也是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有不利影响。

3.居民储蓄的急剧下降，所谓第一人口红利消失的理论基础。如果社会人口比较年轻，则收入相对较高，消费相对较低，因此推动整个社会的储蓄率较高，则投资水平和资本形成率维持高位，对经济发展有利；当老龄化到来后，老年人收入低，消费高，储蓄率低，则老年人越多，对社会的资本形成和投资越有不利影响。这就是理论上“第一人口红利消失”的主要依据。现实当中，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普遍上涨，逢年过节返乡高峰后城市“招工难”，“用工荒”等社会问题就是老龄化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