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崛起为何能抓住“机会窗口”

    贾根良

    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是我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重大历史机遇的得天独厚的绝对优势，是任何国家所不具有的，除了历史上的美国

    在历史上，当时的一些落后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通过抓住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实现了迅速的崛起。其中，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通过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跳跃式发展”，这种历史经验对于我国如何以内需作为战略基点，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875年，在19世纪美国的最后25年，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迅速发展起来，其中美国的电力电气工业从一开始就走在世界前列，到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已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化强国。美国在1860年以前仍属于殖民地类型的经济：出口农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工业基础相当薄弱。那么，美国是如何从欧洲工业的边缘地区和模仿者一跃而成为新工业革命领导者的？这对我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有哪些启发呢？

    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与美国大量出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产品相反，美国在棉纺织业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主导产业的技术上虽然也有很大改进，但生产仍不能满足国内需求，一直是棉织品净进口国。这种历史事实说明，一国在传统产业上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在新兴产业上可以一跃超过发达国家。

    演化经济学对此在理论上已经证明，落后国家利用劳动力、资源等成本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试图在传统产业上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将永远不会缩小与后者的经济差距。相反，在新技术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虽然新技术最初出现在发达国家，但由于其技术体系处于最原始的早期阶段，科技知识大都处于公共领域并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知识的意会性程度很低，落后国家在这时如果能够迅速进入新技术体系，就有可能把发达国家在早期新技术和科学基础的领先地位转移到本国。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初三十多年中，德国也是这样崛起的，而英国却因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领先地位，锁定在旧技术经济范式之中，导致了其工业力量的衰落。

    巨大国内市场规模的关键作用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美国并不是新技术的最初发明者；即使是从一开始就走在世界前列的电力电气工业，美国在技术发展上也不具有占先优势，基础科学研究更是落后于英、法、德，那么，美国是如何抓住新技术革命机会窗口的呢？

    美国巨大、丰富的市场使美国在国际比较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许多技术创新源于欧洲，但由于可以在美国市场中实现规模经济，其发展却是在美国进步最快。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由于本国市场狭小，欧洲技术创新在原有的技术轨道上难以开发新产品并大幅度提高生产率，而一旦被引入到美国，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能够很快开发出生产率高于欧洲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申请新专利，开辟新的技术轨道，摇身一变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领导者，并反过来占领甚至垄断技术先发国的市场。

    最近的类似例子则是：德国的高铁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德国和欧盟却无用武之地，而在中国却可以取得快速的技术进步。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这种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是我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重大历史机遇的得天独厚的绝对优势，是任何国家所不具有的，除了历史上的美国。但我们珍惜、保护并运用这种无以伦比的优势了吗？这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独享巨大国内市场为美国提供的技术创新租金

    美国在19世纪许多行业上技术落后于欧洲国家，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行业中基本没有外国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却是开发优势技术的天然渠道。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对此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因为他在1913年就指出，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原因就在于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美国的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华为和三一重工最近在美国的遭遇就是明证。正是由于实行了高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一旦国外先进技术通过“反向工程”被引进，美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就会为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西欧的技术领导地位也就不得不让位于美国了。

    反观我国，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是我国各产业长期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这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依赖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市场重于技术，珍惜、保护并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导部门创造领先市场，这是我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历史机遇最基本的条件。

    高工资战略

    由于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美国的崛起并不是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而是通过内向型经济实现的，国内市场规模除了人口规模外，美国民众的工资增长是其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崛起时期的政治家认为，工业化不能像英国那样靠剥削工人来实现，而要靠开发大自然的技术创新租金为美国人民提供高工资来实现，所以，他们绝不允许像100多年后的跨国公司那样“把利润带走，把GDP留给中国”，因为这样的话，美国人民的高工资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低工资看做是竞争优势相反，当时的美国工业保护主义者却把低工资看做是“祸根”，称作是“乞丐劳动力”。他们认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机器生产将使高工资国家在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比廉价劳动力国家更低，原因就在于机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工资的增加，因此，“不管在何处，由高收入劳动者所组成的国家都必将战胜‘乞丐劳动力’的国家”。

    在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美国工人的高工资刺激了用机械替代昂贵的劳动力，而机械发明导致了更高的生产率，从而使工资更高，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在更高程度上采用新的发明。因此，在技术创新与工资增长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正反馈的良性循环，这是美国依靠美国人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实现经济崛起的重要基础，这也是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头四十年就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发明创造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深植于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

    这种文化的形成与美国政治家的大力提倡是密不可分的：自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来，对科学技术的尊崇就成了美国文化的一个持久特征。美国卓越的政治家亨利·克莱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就指出，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培育实用技术和制造工艺优势的国家在力量上必将胜过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国家；而在鸦片战争150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家们一方面在津津乐道“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在带头购买外国品牌汽车，其命运的差别由此可略见一斑。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访问美国后，在他1836年的经典性著作《美国的民主》中由衷地赞叹到：在美国，人们对科学中纯粹实用部分的理解令人钦佩，同时又对那些在应用中直接需要的理论部分给予认真的关注，在这方面，美国总是展现出一种自由的、原创的和富于发明的心智力量。

    因此，这种文化造就了对技术新动向的高度敏感，欧洲的任何技术动向，几乎马上在美国就有反映，其反映之快，超过欧洲大陆本身，这几乎成为美国的一个传统。例如，1803年，英国开始研发蒸汽动力机车，但在英国还没试制成功的时候，1807年美国就成功地试航了蒸汽推动的轮船。欧洲人发明了电的理论，而对之理解最透彻的却是美国的爱迪生和贝尔等人。发明和创新是人的天职。摈弃目前在我国流行的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的颓废文化，大力弘扬创造主义新文化，开创一个全民创新的新时代，这是我国通过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新经济思想史研究”（10XNJ015）项目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