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提出“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2万亿元,比去年预算增加4000亿元”;报告还指出,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握好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和防范金融风险之间的平衡。
2013年,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难题不少,经济增速下滑与通胀压力上升纠缠在一起,经济结构优化转型的迫切性,也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呈现内在冲突。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货币政策的“稳健”和财政政策的“积极”?
所谓“稳健”货币政策,本身并不具有严格的政策姿态含义,而是要与此前的经济背景和政策态势比较而言。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稳健货币政策是在1997年,它与1996年的“适度从紧”相对应,一直到2002年,“稳健”的真正内涵都是针对金融危机影响而扩大货币供应量。2003年到2006年,随着经济过热迹象的出现,稳健的内涵又转为适度偏紧的趋势;而在全球危机之后的所谓“稳健”,也在不断进行松紧调整。应该说,2013年的“稳健”,与2012年的略显宽松相比,应该偏中性一些,不会呈现明显的松紧趋势。
不可否认,当前货币政策被赋予了过重的压力。基于不同角度,人们总希望央行能够运用货币政策来解决多个目标,这些目标本身甚至具有内在矛盾。应该说,产生货币政策调控压力的根源,在于复杂的经济背景。但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不十分顺畅的情况下,对其寄予太多希望也是不现实的。在这样令人困惑的背景下,或许应该适度降低对货币政策调控作用的预期,而把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相关政策引到前台。
在当前发展阶段,应避免追求货币政策的“强调控”意图。真正的稳健货币政策所能做的,更多是一种“符号作用”,利用微调政策建立稳定的“货币政策姿态”,来表达当局对经济均衡的看法,并稳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2013年的货币政策配合重点,更应着力推动货币政策作用机制的优化,充实货币政策工具,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
在此过程中,“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更好地发挥协调配合作用,颇为引人关注。积极财政政策的提法源自1998年扩大内需的时期,此后在不同历史阶段,这一概念也具有不同的内涵。2013年是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关键年份,积极的财政政策首先要强调如何有效的实施“退出”。所谓“退出”,并非是指财政投资性政策的迅速弱化,而是如何在保障前期公共投资后续支持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与财政状况变化,动态地改革以财政投资为主的政策运行方式,并更加关注解决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 其次,财税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可以说,前两年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无论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积累,还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下的房地产市场波动,其背后都反映了现有财税体制存在的弊端和矛盾。因此,为了完善财政政策运用,更有效的作用于经济社会,亟需推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地方融资体制以及部分税种的改革。
再次,财政政策需要更加重视民生。近年来财政政策对于民生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但与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政府“让利于民”、“支持民生”的程度还显得不足,这不仅使得经济增长成果难以被多数社会公众所享受,而且也难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从“出口导向”向“依靠内需”的转变等战略目标。在推进结构性减税过程中,“减”始终应该在“增”的前面。
另外,财政政策创新的迫切性在增加。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使得传统的财政政策工具和手段,在应对这些问题上,显得效果不足。例如,低碳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相关的绿色税收制度建设的迫切性大为提高。再如,国有企业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使新形势下创新国有资本运营政策改革也显得非常重要。对此,未来的财政政策运行,需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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