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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说明，结构性问题突出是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经济发展中的短板长期得不到改善，势必积累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国因产业结构、地区结构、投资消费结构、收入结构、企业结构等不够合理，导致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房价快速上涨、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日益突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要充分发挥市场提高效率和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切实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
一是改善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看，投资和出口的影响力受到一定限制，钢铁、建材、电解铝、有色等很多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投资边际效益递减，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投资大规模增加的空间有限；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外需即净出口不再可靠；迫切需要原来靠投资和出口转向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必然要求消费不断扩大，衡量指标是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同时服务消费占比应提高，恩格尔系数应下降。当然，投资带动经济的能力仍不容忽视，关键在于优化投资结构，衡量指标是民间投资占比、民间投资与GDP增速差。因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外部性较强或存在规模经济的自然垄断行业，国企和政府投资应适当增加。
二是收入结构改善。收入法核算的GDP为企业营业盈余、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之和。当前，我国面临居民收入占比偏低且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公平、政府收入占比偏高、企业盈利水平差别大等问题。既要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间的收入结构，也要关注部门内部的不均衡。关键指标有：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稳中趋降，地方政府收入占比稳中趋升；居民收入占比提高，基尼系数缩小，垄断企业高管人员薪酬稳中有降；工业企业利润率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与一般预算收入比提高等。与此相关的是我国储蓄率偏高，2008年以来城乡储蓄存款每年都增加4万亿元以上，2011年底已达34.36万亿元，当年新增加4.17万亿元。在实体经济投资效率不高、出口受阻的情况下，储蓄率过高不利于消费扩大，加剧银行经营风险。因此总储蓄率适当下降是判定宏观经济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标准。
三是产业结构要不断优化。我国原有发展模式的结果是“二产重、三产轻”，2012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0.1：45.3：44.6，第三产业占比虽然较十年前的32.3%提高了12个百分点，但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超过70%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放开服务业管制，提高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途径。因此，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应逐步提高，其中房地产业比重应保持稳定。类似的还有地区结构，随着资本边际效益的递减，部分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改善投资环境、承接产业转移，将带动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距。衡量指标是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与全国经济之比。
四是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从企业角度讲，理想状态是大中小型企业平等获得信贷等资源，国有民间资本平等竞争，各得其所，各类企业都能在实现企业利益的同时充分地创造社会财富。但现实中，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比较突出，民间资本进入电信、铁路、金融、石油等领域几乎不可能。这不仅制约了部分企业的发展，而且滋生腐败，导致社会不公，需要完善金融体制改革，并尽可能放开垄断领域的准入限制促进企业结构优化。中小企业银行贷款比重和增速，民间资本进入电信、铁路、金融、石油等行业的数量、增速和占比提高是重要的衡量指标。
五是保持适度的杠杆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持续低迷，原因之一在于其政府、企业、银行和家庭杠杆率长期过高，一旦出现债务偿还困难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没有杠杆率效率不足，杠杆率过高经济风险增大，关键是保持适度杠杆率，寻求效率和安全的平衡。
从政府部门看，与发达国家动辄100%左右的债务负担率相比，我国仍处在相对安全范围内。但不能否认，近两年经济增长对债务的依赖在加重，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发展冲动和现行财税体制作用下，积累大量政府债务，审计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10.7万亿元，占当年GDP的1/4，研究显示，各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60%，债务长期过快增长将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应将国债、地方债、对外债务增速及其与GDP之比作为重要的控制指标。从居民家庭角度看，美国消费过度、负债过高，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际金融危机。我国虽然现在还处在消费继续扩大的阶段，但在发展信贷消费时也应设定一个合理的规模和速度，既有利于扩大消费，又不能形成过度消费的不良局面。因此，信用消费增速和占比是衡量杠杆率的重要指标。从企业部门看，资产负债率应保持安全水平。
六是改善金融结构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是实体经济的反应，服务于实体经济也对实体经济具有反作用。金融的关键是提高效率，改善金融结构，防控金融风险。
首先，我国金融效率有待提高。2012年M2比2007年底增长近1.5倍，同期名义GDP增长不到1倍，M2已经达到GDP的1.88倍，而美国只有0.64倍，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货物贸易顺差长期较大增加外汇占款、储蓄率偏高等，也不能排除我国货币流通效率偏低。其次，我国还存在直接金融比重偏低、私营金融机构发展慢等结构性问题。再次，我国金融机构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更为稳健，但也不能忽视其风险防范。促进金融健康发展应重点监测储蓄存款和GDP之比、货币乘数、银行总资产增速、四大商业银行贷款额占比、不良贷款率、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占比稳步、房地产领域融资比例、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理财产品占比和增速、M1和M2增速差等指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李洪侠）
(来源:中国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