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曾是蚁族 看5代"新北京人"如何"蜗居"【3】

　　80年代“蜗居”者

　　天黑并不可怕，因为天总会亮。

　　人物：巫达，1967年生，四川甘洛县人，彝族，1989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分配至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98年公派至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获得人类学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其间于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从事研究员工作。2008年后调任上海大学担任其社会学系教授。2012年回到北京，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提起1989年刚毕业时的生活，巫达说自己并不怀念那段日子，却怀念那段日子里的希望感和幸福感。“那时的日子很难，住得很差。可是大家心里都很安定，心里都很笃定，就算现在住得不好，条件很差，但是觉得轮着排号后，最后都能等上好的宿舍，分到自己的房子。就像是在黑天里等待天亮的感觉。”巫达说，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人，具有非常强的归属感和依附感，相信到最后所有的困难都会解决。

　　社科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坐落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园内，“西边的小平房”是巫达和他的同事们对单位集体宿舍的亲切称呼。由7人一间的学生宿舍毕业到住进两人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宿舍，巫达经过了十多个月的等待。

　　“我1989年7月份毕业后，还一直在学校待了两个多月，差不多住到9月底才离开学校。那时只要单位出面跟学校打声招呼，毕业生还是可以继续在学校里住一段时间作为缓冲的。”但是，多“享受”了两个多月学校宿舍生活的巫达并没有直接分进“西边的小平房”。

　　按照惯例，巫达这批1989年毕业的学生，在来年的二三月份要下放到基层接受锻炼。中间间隔不到半年的时间，不长不短，使得这批人的住宿更多了些周转和折腾。

　　“当时九月底，从学校宿舍搬出来后，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就把家安在各自的办公室。晚上，几张桌子一拼，被褥一铺，一觉到天明，到了白天再把被褥收起来。所幸当时办公室的几位老先生都不用坐班，加上年轻人体力好，起得及时，所以并没出现大家都来办公室了我们还在桌子上睡觉的情况。不过，当时晚上住办公室的情况是很普遍的。”

　　“就算当时住办公室，我们住得也都还挺满足的。办公室里有暖气，洗漱间可以洗衣服。有时候没地儿晾衣服，我们就在周末的时候把衣服挂到学生宿舍的阳台上。当时还有很多人是住地下室的，条件比不上我们的人大有人在。所以住办公室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

　　“就是洗澡会麻烦些，要跟民大学生一起挤澡堂，有的时候可能还要跑到北理工，洗次澡得折腾一个多小时。不过男生们好凑合，好几个人挤个喷头，你洗头的时候，我搓身上，打着时间差洗。”

　　1990年入冬前结束基层锻炼回到北京的巫达，又被安排住进了现在海淀区巴沟地铁站附近的小旅馆，接着进行正式入住集体宿舍的过渡。最终在几个月后，毕业将近一年半的巫达终于住进了单位分配的“西边的小平房”。

　　“当时的宿舍是两人一间，不到十平方米，什么钱都不用自己花。两张床，一张桌子，再来张书架就满了。当时排上这样的宿舍已经很满足，我在这间房子一直住到1998年。1994年结婚时，这不到十平方米的房子就作为了我的婚房。一直到1998年，我才第一次分到了自己的房子，五六十平方米，在太阳宫附近。”

　　经过公派香港，赴澳大利亚访问学者，调任上海大学，最后又回到北京近十几年的周折之后，巫达又成了“宿舍一族”。

　　“当时去上海的时候，为了在上海买套房子，就把太阳宫的那套房子给卖掉了，那时北京的房价还没有上海的贵。没想到，才经过几年，等我再回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的房价已经远远超过上海了。”

　　重新回到北京的巫达现在住在学校提供的专家楼里，一家三口住着一套四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第一年的住宿免费，但是为了促进人员的周转，如果第二年想要继续住下去，就要付给学校高于市场价的租金。

　　巫达说，他现在对于在北京买房的愿望不像年轻人那么强烈。“现在北京的房价已经跑赢了上海，就算把上海的房子卖掉，在北京也买不到什么好房子。还不如就在学校附近租一套房子，这样孩子上学、我工作都方便。真要把房子买到郊区，那真的是给自己花巨资买了个压力。”

　　“就这样在北京做个租房一族，我觉得也没什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