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曾是蚁族 看5代"新北京人"如何"蜗居"【4】

　　90年代“蜗居”者

　　赶上分房“末班车” 我是幸运的一代

　　人物：崔民生，1972年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1996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从事相关航天产品的研制工作。2000年攻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科在职硕士，现就职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下设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从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

　　崔民生在接受采访时，一直说自己是幸运的一代。大学毕业有宿舍，尽管两个人挤十几平方米。后来又赶上了分房的末班车，让他可以全身心投入科研。

　　“当年我们参加工作都是有宿舍的，就住在航天院的青年公寓。两张床，一张桌子，加上置物的柜子，基本上可以填满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在入住两年之后，崔民生所在的公寓也实现了“现代化”：每个房间都配置了电话、电视机和电风扇，“当时属于豪华级配置了。”

　　两年以后，更大的幸运降临，崔民生赶上了单位的分房。“当时分配给我的新房只有五六十平方米，按照规定来说，我是高级工程师，应该分到的面积是85平方米，为了弥补住房面积的缺失，单位就返还了我6万块的补偿款。而其实，当初掏钱买这房子我也就只花了5万块，这样算下来，我不仅白住一新房子，还附加多赚了一万块。这种福利分房的政策在之后的一年就慢慢取消了。我等于也算是赶了个末班车。”

　　“说实话，我有时候会庆幸自己生在了一个幸运的年代。虽然说，现在年轻人的收入比我们当年高很多，但是他们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比不上房价和生活成本的上升幅度。所以总体上来看，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比我们当年要艰辛得多。”

　　崔民生特别提到，现在毕业之后选择留在北京努力奋斗打拼的外地孩子，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家庭。本来农村的传统观念认为，孩子考上大学就光宗耀祖了，甚至觉得留在大城市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但是要在北京安个家，房子是个必备性要素。“按北京现在这房价，买个房子起码得150万吧，一些农村孩子连‘啃老’都没得啃，一个首付就能吓坏一个普通家庭。”

　　但是，崔民生也并不主张大学毕业生一股脑往二三线城市的无规划涌入。“这种职业选择有着极强的个案性和偶然性。拿我们这个行业来说，以往虽然也说是央企国企，但是总的来说不算热门。2003年杨利伟上天之后，才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而这种在北京发展所能得到的资源和条件，肯定是二三线城市没有办法提供的。所以行业特点和时机节点很重要。无论是留‘一线’还是返‘二线’，都是得以个人的实际情况和本行业的未来发展来作判断。”

　　对于高价位的房地产市场，崔民生说，自己一个做技术的不是特别有发言权。但是他觉得，这种市场的调控，一定得是从国家层面出发，做大方向的指导，至上而下，才有可能实现。下面某一个单位或是某几个单位的作为，是没有办法对现状产生积极调控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