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分税制改革实现“各收各税，各管各事”

　　周天勇 经济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十八届三中全会

　　全面深化改革

　　高端访谈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意味着什么、“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包括哪些、小产权房何去何从、广东在这轮深化改革中应如何把握方向？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

　　土地确权让农民多得点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农民的财产主要就是土地，而土地又属公有，农民的财产权又体现在哪里？

　　周天勇：中共中央认识到这三十多年发展过程中，重心侧重于城市，今后的发展要更加注重农村、农业、农民的利益，因此确立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的原则。当然，这一精神还得要各个部门出台文件予以细化。一是确定农民耕地、林地、宅基地的财产权，要发证、确权。二是农民对承包地的永久使用，不再进行调整，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只规定30年。城市的房子有70年，农村的土地永久使用，祖祖辈辈可以使用。三是农村建设用地不经征用便可以进入市场流转，拿它来抵押向银行贷款，也可以出租、入股、继承。此举有望打破目前处于分割状态的城乡二元建设用地制度，实现城乡建设用地能够同地同权同利。以后农村土地不能只是种庄稼，还要当作资产盘活。相关政策可能在半年之内就会陆续出台。

　　记者：农民拥有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会对农业经营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周天勇：农村土地一定要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经营，种地专业户、家庭农场、合作农场、农业企业等。美国有3亿多人口，只有1.5%的人口从事农业，也就是400多万农民，中国有34%的农民在搞农业，2亿多人，农业成本很高、效率太低，所以必须得规模化、专业化。农民的承包权不流转，使用权流转，由土地经营公司委托经营，出租给种植大户，集中采购、集中收割、集中运输、集中推销，规模经济节约成本，实现利润。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可以从事更适合自己的营生，既可自主创业，也可到农业企业当农业工人。

　　记者：三中全会之后，“小产权房合法化”的话题再度被炒热，但随即遭到相关部门否认，您对小产权房有什么看法与建议？

　　周天勇：改革方案没出台时，的确需要严厉禁止小产权房，以防一些人不种地而“种房”。但小产权房已经有68亿平方米，占全国城镇住宅的三分之一。有许多是低收入居民住在里边，比保障房作用还大。小产权房的问题，一是不符合规划，未来可以通过改规划，将其纳入规范管理范围；二是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这点不能走回头路，是否可以考虑通过开征房产税或缴纳土地交易税等方式进行“改造”。

　　记者：农民拥有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后，是否意味着以后的征地将变得更加困难？

　　周天勇：这是无疑的。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说白了是要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利益。以前，地方政府、开发商从农民手中拿地太便宜，将利润的大头拿走，以后就是要让征地者多付点，农民多得点。

　　分税制改革

　　实现“各收各税，各管各事”

　　记者：“分税制”从1994年实施到现在也将近十年，中间出现不少问题，改革呼声日高，您的看法是？

　　周天勇：应该说，“分税制”肯定是一个进步，但是，实施至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正规税收中央集中越来越多。“营改增”之后，估计将有65%~70%的税收被中央拿走；二是，越来越多的各级政府的共享税。一些税共享之后，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层级越低拿越少。另外，一个税要国、地两个税务局收没有必要，一个部门收就可以了。三是分税制的税大量从企业中收，地方只有办企业才有税，不办企业没税收，导致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四是地方分得少，地方就要用卖地、收费、借债等方式来补充地方财政，导致征地拆迁矛盾。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面临破产风险。

　　分税制改革先划分好事权，谁的事情谁负责，中央、省、市县的事分清楚。按照事权划分支出，中央、省、市县划分好。支出的比例一般是中央35%、省15%、市县50%，收入的合理比例应该是中央50%、省15%、市县35%，中央将收入的20%转移给市县。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税收问题，中央收入主要来自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社保基金、关税等等；省级收入来自销售税，如烟、酒、化妆品等，再加一定的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分成，让省里收到15%的税收；市县的收入主要是房地产税、房地产交易税、遗产税、车船牌照税等杂税，占到地方总收入的60%左右。今后，如果地方靠房地产税、房地产交易税可取代土地出让金，市县就用不着过于依赖土地财政，靠现在的房子就可以收税。也用不着办那么多工厂，抑制地方上项目、上工厂的冲动。再就是解决地方政府钱不够的问题。通过这个办法，各收各税，各管各事，中央向地方合理转移支付，建立一个中央与地方都有积极性的现代财税制度。

　　广东应率先进行体制探索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广东应该从哪些方面深化改革？

　　周天勇：广东在前30多年，一直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全国第一批划定的经济特区中，广东就占了3个，且紧邻港澳。未来广东，要大幅度改革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可以从3个方面入手，一是不能再要政策，而是要体制。向中央要优惠政策没有空间了，也没啥用，现在就是要放开让我干，进行体制探索；二是尽快实现负面清单管理，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在广东都被许可；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加工业转移，制造业升级，未来需要进一步放开服务业与金融业等，譬如文化、教育健康、养老等，广东有潜力可挖。

　　名词解释

　　负面清单管理(Negative List)

　　——相当于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学术上的说法是，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限制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