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产“二胎攻略”：到美国生比北京花钱少【2】

　　跨界者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廷芳的眼中，二孩观念的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叶还记得，1990年代初，他与一群作家从兰州出发去敦煌，车上他谈起对人口问题的思考，认为一孩政策破坏了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态。结果遭到了众人的嘲笑：“中国这么落后，还希望人口多？”

　　多年过去，他却发现社会对于二孩的看法悄然转了向。2007年，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该提案成为著名的“叶廷芳提案”。据搜狐网调查显示，近七成网民表示赞成。

　　2009年下半年，珠三角企业开始频频出现劳工荒，企业纷纷招不到工，进入2010年后，在中国传统春节的压迫下，劳工短缺现象更加明显，用工缺口日渐增大，以至于一些企业不得不放弃到手的订单。“中国人口红利将结束”的论点盛行。

　　2011年和2012年两会的一大亮点，是出现了很多有关人口政策的提案议案。

　　由于影响深远，除了专业人士，中国人口问题还吸引了许多“跨界”研究者，成为参与度极高的全社会论题。携程网董事长梁建章就是最著名的一位。2006年，梁建章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经济学博士后。他在对比研究日韩、印度、美国等国的人口趋势后认为，年轻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经济活力。

　　一个可供比较的对象是日本。梁建章赴日考察时，惊讶发现日本出境处填表格的地方配备了三副不同度数的老花眼镜。这位商人也曾带领公司管理层拜访一家日本同行公司，会议桌两边，中国高管都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对方公司的高管却都是60岁左右的鬓发灰白的老人。

　　“日本二十年的经济萧条，与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密切相关。”梁建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梁建章选择频繁发言、自拍纪录片，呼吁彻底改革计划生育制度。他甚至劝商人朋友生二胎：“这算是为社会做贡献”。

　　2012年3月，梁建章与北大教授李建新出版《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这本书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合作方法：李建新从社会学的角度，梁建新从经济学的角度，共同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正逐渐萎缩，现行生育政策严重滞后”——这是两人共同得出的结论。

　　广泛参与所产生的合力进一步推高了为计生政策“松绑”的呼声，甚至是一些体制内的学者也开始转向。

　　2009年末，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两人的发言，遂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

　　“以前的政策在低收入条件下有效控制了人口。”胡鞍钢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解释自己在人口政策立场上的转变，“但我们已是中等收入，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发生了变化。”

　　1992年起，中国总和生育率就低于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生育2.1个孩子）。2011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仅有1.18。这意味着中国早已进入了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

　　如今，让叶廷芳欣慰的是，他所接触的90%的人口专家都赞成放开二胎。而人们的观念也在悄然发生转变：

　　2010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就生育做过网络调查，超过6000位的参与者中，有77.5%的人认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是最理想的状态。

　　二胎在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情绪和潜秘密的同时，也催生了“二胎经济”。深圳一些早教机构，设置了“一个家庭可以共享课时包”的规定，把原属一个孩子的“课程包”划成两半，分给“二胎”——这样既不会增加家庭早教成本，也可以让两个孩子同时接受早教。

　　义乌商人徐雪金，则做起了另一种尝试。2009年，他将生意交给妻子，自己则当起了“全职老师”，专心教育一对儿女。一年后，他成立了“在家上学联盟”。

　　如今，联盟成员大概为2000人。徐雪金介绍，在家上学联盟的家长很多会选择生二胎，因为户口对在家上学没有太大作用，也会更关注家庭环境的健康。深圳卓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邹先华则更具幽默感，他颁布命令：凡是中层员工生二胎，他都出10万元的罚款补偿。

　　为了第二个孩子

　　蔡智奇的战斗还在继续。被开除后，他又拿出《出国留学人员生育问题规定》向学校申辩——“夫妻双方在国外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留学人员，在国外生育或者怀孕后回中国内地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回中国内地后不予处理。”

　　在这位副教授看来，这与学校开除自己的理由有出入。学校的反驳是：他的妻子不是留学人员。蔡智奇感觉自己陷入了一座计划生育政策的迷宫里。

　　在不少专家看来，计划生育政策对城市中间力量约束最有效。像蔡智奇这样的还有更多政府、国企、事业单位供职的人——自1980年代起推行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将他们的户口、工作与生育紧紧捆绑。

　　36岁的易锋就常常觉得，自己因为二胎付出了过大的代价。2009年，36岁的易锋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妻子为此辞掉了公立学校教师的工作。夫妻俩也凑了5万块，交了社会抚养费，为孩子在湖南老家上了户口。

　　易锋原以为交了钱就都解决了，但广州实行的一票否决制，自己不被批准落户；2012年他也曾有机会，成为国企的正式职工，却因为拿不出独生子女证，只能以劳务派遣的方式，成了单位里最悲催的“临时工”。

　　2006年，居住在广州的许宝辉有了第二个孩子，因为不愿交20万的社会抚养费，孩子无法上户口，孩子只好回到镇上读书。一天儿子回家告诉他：“爸爸，老师说我没有户口，不能领红领巾。”

　　2009年，在西安一家国企上班的孙天，偷偷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花了一番精力，他将孩子的户口落在农村妹妹的名下。

　　2年后，老家征用土地，父母嫌赔偿价格低，不愿签约。征地的人却抓住孙天超生的把柄威胁其父母：要到西安的单位告状。担心丢掉工作的孙天，最终只能劝父母妥协。

　　39岁的周丽则一直记得在医院的见闻。她生活在北京，怀了二胎后，因为大医院要建档，她只能选择去一家小医院。这家医院，也是北京的流动人口直接分娩点。产检时，拥挤的过道、病房里，周丽发觉90％的孕妇都是生二胎的。

　　周丽在那里听了很多故事：有人从上海跑来生孩子，自己也是计生工作的；也有不少计生干部，会闯进产房，劝某个妈妈回去：“你回去，罚款打七折！”

　　不应该止步

　　决定留下第二个孩子后，“非独”妈妈杨楠面临难题，她和丈夫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缴纳20万的罚款，夫妻同时开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城市中产尤其公职人员已经“创造”了很多高招，例如找代孕生二孩，更有钱的甚至到美国找洋人代孕……

　　杨楠左右衡量，最终选择了“假离婚”这个相对不那么折腾的方法。她跟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丈夫又花了一万元，雇了一个人与杨楠结婚，孩子生下来后再复婚。美中不足的是，这又带来一个尴尬的问题——对孩子来说，真正的父亲却变成了法律认定上的“继父”。

　　一切自认为已安排周全。但一个月后，到计生部门申请办证时，杨楠仍迅速成为重点怀疑对象。杨楠的谎言被迅速戳穿。噩梦开始了。

　　计生部门告诉了单位，领导大为光火，命令杨楠坚决引产这个孩子。丈夫的单位也迅速被通知。巨大压力下，杨楠的家人开始动摇。

　　坚持了三个月，杨楠感觉肚子里的根本不是一条生命而是祸害。最终，杨楠打掉了5个月大的胎儿。

　　她回到单位，继续上班。让她感觉荒诞的是：同事偷偷告诉她，领导很生气，希望她去道歉。

　　然而，中央确定“单独”二胎政策后，却击碎了杨楠最后的梦想。她37岁了，夫妻都是“非独”，她恐怕无法等到制度的大门再次开启了。

　　在易富贤看来，长久以来，人口都被看做负担。学医出生的他，则试图去传播这样一种理念：人口是资源、是优势。

　　最让他担忧的是过低的生育率。中国的生育率更替水平约为2.2，也就是每位育龄妇女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最终不衰减。如今，根据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即便进一步削弱对生育的控制，生育率也难以达到这一水平；并且中国的育龄妇女在快速减少。

　　搜狐财经专栏作家、国际商业顾问吴向宏则表达了另一种担忧。他认为，中国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重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压力更大，养孩子的意愿也更低。这造成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

　　“从社会阶层的分布讲，希望社会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但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这一批人在经济和人口结构上都没有获利。”吴向宏在一个论坛上说。

　　“‘单独二孩’只是开始，人口政策既然已经动起来了，就不应该止步。”易富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