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明星”变黑心:是监管太“放心” 还是企业太“狡猾”？

　　 “洋明星”变黑心：是监管太“放心”，还是企业太“狡猾”？

　　 ——洋快餐“福喜门”事件调查

　　新华网北京７月２１日电（记者凌军辉、傅勇涛、周琳、周蕊）麦当劳、肯德基供应商被曝大量使用过期、变质原料，问题“洋快餐”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２１日，一项针对超过万名网民的“麦当劳肯德基供应商被曝使用过期劣质鸡牛肉”调查显示，７４．４％的消费者认为企业对供应商的违规行为知情。

　　供货商的违规行为，往往殃及下游食品企业。“上游供应商一个捣鬼，下游企业一片中枪”的局面如何破解？问题洋快餐的背后，是监管太“放心”，还是外企太“狡猾”？

　　“过期也吃不死人”，“洋明星”变黑心？

　　事实上，许多消费者对“洋品牌”趋之若鹜，认为跨国公司企业规模大、品牌知名度高，其产品质量必然有保证。但事实证明，即使是世界知名品牌，也不能绝对保证产品质量不出问题。

　　麦当劳、必胜客等国际知名快餐连锁店的肉类供应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大量采用过期变质肉类原料被曝光，其工作人员甚至放言：“过期也吃不死人”。

　　有媒体曝光称，福喜公司主要存在三大问题：违规篡改生产日期（多的延期达一年）、将过期或变质原料回炉后再生产，以及将次品混入合格产品中出售。更令人震惊的是，福喜公司将过期８个月、颜色发青的臭肉重新切片装进新包装，使用次品添加至成品中。

　　记者２０日晚间在福喜公司厂区一间办公室中，发现标签上直接标明“次品添加”的记录：例如，蜜汁烧烤味猪肉饼“次品添加”日期为１１月２９日和３０日；麦乐鸡“次品添加”日期为１１月４日、６日、２２日、２３日等。

　　标榜高品质的“洋快餐”，进入中国后，却屡屡爆出质量问题。肯德基被曝“速成鸡”，抗生素残留不合格；麦当劳出现鸡翅、香芋派过期售卖等违规行为；“必胜客”将金属勺粉碎金属碎屑进入饮料；洋快餐巨头百胜集团更让被激素、抗生素催肥的“药鸡”成为餐桌上的食品……

　　洋快餐难守规矩，“双重标准”惹的祸？

　　作为供应商的福喜并非小作坊，而是多次获得政府表彰的先进外资企业。福喜公司曾被评为“嘉定新城（马陆镇）食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Ａ级）”，厂长胡俊更是作为企业代表在嘉定区食品生产质量安全会议上发言。

　　记者查询相关部门资料发现，成立于１９９６年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是外国法人独资企业，拥有出口香港、日本的资质，年生产能力达２５０００吨左右。作为上海福喜母公司的美国福喜集团，更是一家在全球超过１７个国家拥有５０多家食品加工厂的国际化食品集团，向超过８５个国家和地区销售各类农产品。

　　洋快餐巨头为何还会出现低级质量问题？上海一位基层食品安全监管人员表示，在现行的食品安全分类监管体制下，在往年的监管中被认为食品安全风险等级低的大型企业，监管抽查的力度不如小作坊来得密集，这也给了历史记录良好的福喜漏网之机。

　　业内人士反映，国际知名品牌在海外市场是循规蹈矩的，消费者确有“上帝”的感觉；为何进了中国市场，行为就发生了“变异”：一方面赚取大量的利润，另一方面却如此“傲慢与偏见”？

　　“先国外、后国内”的被动监管局面，还暴露了我国当前的检测标准和检测方法落后。专家分析，中国在一些产品安全检测上面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施行标准和检测方法有些较为粗放。

　　专家表示，在国内即便是有法可依，也很难让洋品牌“守规矩”，因为企业违法的成本太低。早前，一些地方的食品监管部门对个别洋快餐店作出“１５天关门整顿”的处罚，作用微乎其微。

　　食品安全“蝴蝶效应”凸显，破除“隐性保护”强化监管

　　近年来，由于供应商的违规操作殃及下游食品企业的事例屡见不鲜。“上游供应商一个捣鬼，下游企业一片中枪”的局面如何破解？面对供货商的违规行为，下游企业很多时候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针对“洋快餐”带来的问题，认为跨国公司应该给中国消费者一个“说法”。长期以来，一些洋快餐享受“超待遇”，地方保护对洋品牌格外关照，对其形成了隐性保护。

　　海南大学一位长期从事食品研究的教授指出，每当一个洋品牌被查出质量问题后，多数跨国公司会启动危机公关。一方面，主动向公众表示歉意、整改，另一方面，向监管部门介绍对中国做出了多少贡献，解决了多少就业，提供了多少赞助等，试图换取监管部门的沉默。

　　企业造假通常都是恶意和隐秘的，监管不能以“取证艰难”作为借口，而是应反思工作机制的有效性。“企业违规要被曝光后监管才能介入，这说明日常监管没有到位。”上海市食品安全办公室专家组成员沈建华说。

　　沈建华表示，在国外如果发现类似事件，不仅被罚得倾家荡产，而且哪怕出现一丁点诚信问题，也会遭到合作伙伴的抛弃。而在中国，一方面消费者“盲目崇洋”，监管盲目放心，加之处罚过轻，助长了一些国际大牌质量上的“蒙混”。

　　海南川海律师事务所赵建平律师说，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的违法成本比较低，违法收益远远大于违法成本，应该效仿国外维权组织，逐步建立集团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