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破产温州老板的三句心里话

中城集团总部位于获得“鲁班奖”的大楼内，与温州地标“物华天宝”仅隔半个街区 （人民网 张文婷摄）

眼前的这位温州老板和照片中的他分别并不算大。照片拍于8年前，那时他西装革履，满面笑意地站在列队合影的人群的最左边。彼时，中国建筑业协会邀请企业家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聚会交流，而他是温州唯一的获邀者。

他叫倪明连，1994年创办中城建筑工程公司。仅仅10多年,他将这个原本只有四级建筑资质的“包工头”公司发展成一个拥有特级建筑资质、施工产值近50亿元、业务遍布全国的大型集团，并获得建筑行业的最高荣誉“鲁班奖”，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一路来顺风顺水的倪明连怎么也没想到，2011年温州的一场区域“金融风险”会将这个已然庞若航母的建筑企业引向破产重整的命运。

人民财经是在中城走完破产重整司法程序后的一周见到倪明连的。他现在继续经营着原有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他30余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曾经被用作展示中城辉煌建造史的一幅幅巨型建筑照片绕着墙摆了一地。倪明连指着反问道：“你觉得可惜吗？”

为何破产？

企业互保、银行滥贷、盲目扩张

这家温州的明星企业是如何走向破产的？追溯源头，或许并不是简单两语可以概括。

中城第一次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是在2011年温州那场突如其来而又迅速蔓延的“担保链风险”中。彼时，由于信泰集团资金链断裂，作为其担保公司之一的中城背上了代偿5000万元的负担，致使公司自身经营资金出现紧张和随后的一系列资金链紧绷。

在2008年之后的4年宽松货币政策中，企业担保成为了银行审批贷款中最常见的增信方式。在大量贷款额度寻求出口的压力下，银行放款的条件一度放宽至“见担保书就放款”的程度，而担保企业的资产情况却未被准确调查。贷款门槛的大大降低和对资金的渴求使得许多企业迅速涌向这一捷径，导致企业之间互相担保、企业资产多重担保的情况普遍。在后来法院的统计中，中城为其他企业担保3亿多元，其他企业为其担保8亿多元。

“5000万元的代偿是中城破产的导火索，但仅仅这件事不足以使整个中城陷入困境。”中城副总经理、高级会计师潘雪平认为，中城破产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公司盲目扩张，而管理方式落后导致资金链断裂。他举出的例子是2010年公司提出“走出温州”的思路和随之而来的在安徽项目上的失败。

尽管现在已很难分辨到底是中城“走出温州”的战略促使它对银行贷款的提议照单全收，还是充裕的资金喂养了中城扩张的野心，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城存在信贷合作的银行最多时达到14家，占到温州各类银行业机构数量的近1/3。

2013年10月，中城拟挂牌“新三板”，并举行了签约挂牌启动仪式。然而，过去两年来企业扩张中过重的资金链压力和未及防范的担保链风险最终使得这一切成为了泡影。

如何破产？

整体平移 拍卖股权 留下资质

截至2014年5月提交司法重整申请前，中城已然是一个在建工地79个，工程合同值近94亿元的庞然大物。与此同时，据中城破产重整案合议庭成员、温州瓯海副院长叶建平介绍，其公司治理结构复杂、债务数额庞大而资产数量有限——债务总计13.8亿元，而账面资产总计10.6亿元，其中可供清偿的资产总额2亿余元。

可以想见，如果直接破产清算，首先在处理在建工程等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将付出巨大成本，资产还将严重贬损，责任负担还将不断增加，债务清偿率将非常低微，普通债券清偿率基本为零，严重损害建设业主、债权人等各方利益，造成连环性的社会影响。

人民财经在中城集团承建的东海广场项目见到，建设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人民网 张文婷摄）

然而，无论是在中城总部办公室还是建筑工地现场，人民财经发现，此前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继续。这得益于温州瓯海法院采用的整体平移不良资债、“反向利用”优质资源的做法。

在整体平移方面，中城集团全资设立较低注册资本的子公司，将除存留清单列明之外的原有股东权益、资产、负债整体平移。子公司由中城集团委派管理人员，监理治理机构，以清算债权债务为主要任务。新公司的运行，由债权人会议参与决定，债权人委员会、管理人监督。

在反向利用方面，将原有公司的100%股份进行拍卖，股份包含约定的实物资产、无形资产等。而无形资产中就包含了其作为特级建筑企业的资质。拍卖所获收益将计入公司资产中，减轻了债务负担。

对于上述做法，倪明连心中是充满感激的。“中城做到现在，最宝贵的就是这个温州唯一的特级建筑资质。政府能帮我把这个资质保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他说。

破产之后？

隔离风险 保护优产 重整待发

如今的倪明连自己还经营着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这个中城的孙公司与总部集团曾有着担保关系，如果没有此次集团重整，也必然会随着中城的破产而倒闭。

控制风险、保护优产，蓄力待发，是温州政府积极介入企业破产重整的初衷。

据人民财经获得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温州全市存在重大风险企业担保圈20多个，涉及企业超200家，贷款余额420多亿元。如果任由这其中的优质企业因担保链条相继倒下，那么温州的这场“金融风险”将迅速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直至一败涂地。

为了及时隔离风险、保存地方发展动能，温州市政府专门从金融办、经信委、公安、法院等多个系统抽调队伍，组建风险处置办，目前形成了五大类、15种风险处置方式：包括运用政府应急转贷资金等以时间换空间；协调银行对涉保企业分类对待；引导企业重新配置资产；对有必要的企业加快重整清算；鼓励企业自身通过抱团增进信用等。

上述中城集团的案例就是采用了司法重整的办法，意在保留核心资产，达到拯救企业和清理债务的双重目的。

据温州金融办介绍，过去三年，温州已处置重点风险企业130多家，对3000多家企业落实帮扶措施。于此同时，温州市委领导在多个场合表示，温州走出困境至少仍需要2-3年。

“虽然我已经60岁了，但我还不老。只要有机会，我还会再起来！”倪明连拍着胸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