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经济分化严重 近期稳定还需投资

　　●我国省域经济分化是在世界经济低位运行、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且产能过剩严重等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从中长期看，省域经济的协调和持续发展，关键是各地区形成更加均衡的经济结构，摆脱对单一传统行业的过度依赖，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自生能力。这需要政府层面的设计、改革和市场环境的维护，也离不开市场层面的持续积淀和创新，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

　　●经济近稳在投资，永固靠创新。下一步，政策的关键是，兼顾近期稳增长和长期创新创业、产业升级。

　　实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综合平衡目标，离不开区域经济的协调和持续发展。2015年一季度，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的情况下，31个省区市的区域经济运行走势分化。呈东慢西快格局，但中西部速度大幅放缓，而中西部地区经济结构不均衡，抗风险能力不强，因此稳定经济近期还需投资，长期发展要靠创新。

　　省域经济发展分化加剧

　　表面看，我国省域发展总体呈现“东慢西快”格局。从经济增速看，今年一季度，低于7%全国平均增速的10个省份中，有5个属于东部，其中辽宁仅增长1.9%；然而，重庆、贵州、西藏三个西部省市经济增速均超过10%，领涨全国经济。但是如果就此得出“东慢西快”、甚至中西部经济强于东部经济的结论，就显得简单化和表面化了。因为，我国地域广阔，各省情况不同，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各异，每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形成都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不考虑我国多年来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向西开放等战略以及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阶段，简单比较一个季度的数据无法得出科学结论。

　　事实上，西部加快发展的局面在金融危机前后就已经形成。原因主要有，一是新世纪以来，国家相继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二是发展水平偏低往往意味着未来发展空间较大。按照世界银行2012年标准，我国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的高收入省份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其余省份均在4000-12000美元之间，属于中上等收入水平。随着基础设施完善、产业转移、向西开放等政策推进，各类要素加速向中西部转移，我国中西部地区具备保持较快增长的条件。

　　目前中西部经济增速回落幅度偏大需要关注。中西部地区连续多年加快发展的大背景下，分析当前所谓“东慢西快”，应主要看各地经济较高点时回落幅度。分省看，回落幅度在5个百分点以内的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河南、广东、广西、甘肃、贵州、青海、宁夏、新疆14个省区市。其中，北京、上海、江苏等属于经济结构合理，发展水平较高，经济转型升级进展较快，经济发展相对稳定。而贵州、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地区则是因为地处偏远，经济相对封闭，受外部大环境影响相对较小。回落幅度在5-10个百分点的有天津、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湖北、湖南、海南、重庆、四川、云南、西藏、陕西15个省区市。其中，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是受到节能环保硬约束和重工业依赖度高影响，其余省份更大程度上是此前大规模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带来的高速增长的合理回落。回落幅度在10个百分点以上的省份有：山西、辽宁，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单一所致。可见，尽管目前看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仍快于东部地区，但是中西部地区回落的幅度却明显大于东部地区。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结构不均衡，抗风险能力不强，如果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增速回落趋势还可能加速。

　　结构性差异是省域分化的主要原因

　　我国省域经济分化是在世界经济低位运行、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且产能过剩严重等因素作用下的结果。除此以外，各省之间经济表现差异还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产业结构差异导致经济增速差异。首先是中西部普遍二产偏重。2013年第二产业比重超过50%的省份有15个，其中10个为中西部省份；第三产业比重超过45%的有8个省份，其中6个为东部省份。其次是受国内外需求和产能过剩影响，重工业依赖程度高的省份经济下滑快。一季度采矿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分别下降14.5%和61%，制造业两者都是正增长。随着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步伐加快，东部地区原有部分企业开始向中西部甚至国外转移，使得江西、重庆等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速仍然处在相对高位。

　　二是国有企业占比较多的省份经济情况不佳。在经济新常态、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相对差于其他类型企业。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收入和利润总额同比分别下降6.8%和29.3%，主营业务利润率仅为4.51%，规模大致相当于国有企业3倍的股份制企业，上述三个指标分别比国有企业高9.5个、24.1个和0.43个百分点，外商和私营企业比股份制企业还好。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占比大的省份经济困难自然较大。东北三省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占全省的60%，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国有经济效益下滑影响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虽然中西部地区中，部分省份国有经济也占比较高，但由于很多省份凭借近资源和低成本优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弥补了国有经济下滑的缺口，实现了经济相对稳定的增长，如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重庆、贵州等地经济增速尽管也较大幅度回落，但仍高于8%。

　　三是金融结构不同导致各省经济发展差异。首先是东部地区的金融发达程度和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2013年末，东部地区以全国39.5%的银行网点，经营管理了58.9%的银行资产，其他地区的银行网点占比均高于资产占比，中西部地区银行业机构存贷款余额占比低于GDP占比。其次，不同阶段经济需要不同类型金融服务支撑。经济上行期，企业倾向选择银行主导的债权融资，而经济下行期，特别是遇到经营困难的企业，更希望通过股权融资渡过难关。因此，从宏观上看，各省的股权融资规模大、占比高的地区更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2015年一季度，各省增量社会融资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股票市场融资规模超过200亿元，占全国股市融资的53%。相反，吉林、海南、甘肃、青海等地的间接融资与当地GDP之比超过50%，因间接金融顺周期特征明显，去年以来，煤炭、钢铁、建材等领域相继出现银行撤贷等现象，不利于当地企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稳定发展。

　　协调省域经济发展需要投资和创新

　　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保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综合平衡，调动各方积极性，狠抓工作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增加公共支出，货币政策要注意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要注重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要整体推进财税、金融、投融资体制改革，解决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市政项目、实体产业部分资金循环不畅问题。

　　近期看，这意味着防止经济下行和抓改革落实将成为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重点，基础设施投资等将成为稳增长的重要着力点。特别是基本覆盖了全部省份的新三大战略的实施，对近期地区经济发展将产生积极作用。据估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将在未来6年投资42万亿元。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铁公基”、能源运输管网、贸易园区等的建设；长江经济带战略相关的基础设施升级和加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相关的交通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将成为带动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这难以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传统产业周期带来的经济下行和区域分化压力。

　　从中长期看，省域经济的协调和持续发展，关键是各地区形成更加均衡的经济结构，摆脱对单一传统行业的过度依赖，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自生能力。这就需要培育适合本地实际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将各省打造成为更多依靠内部消费需求、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制度变革的，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完整经济体中的重要环节。这需要政府层面的设计、改革和市场环境的维护，也离不开市场层面的持续积淀和创新，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特别是，我国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贵州、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等地区，煤炭、钢铁、石油等传统行业的升级需要政府、市场和金融等多方面支持，新产业的培育及国家中长期战略的真正见到实效，都需要一个过程。

　　经济近稳在投资，永固靠创新。下一步，政策的关键是，兼顾近期稳增长和长期创新创业、产业升级。近期，投资关键是选准投向、筹集资金、创新管理，农村道路、城市地下管网、生态环保、为缓解城市病实行的区域城市一体化等是重点投向，PPP等新的资金筹集和运用方式是重点探索方向。中长期，建设透明化、服务型、高效率、易监督的政府，划分政府和市场界限；打破地区经济分割，建设产业互补、市场统一、良性互动的区域经济；落实已经推出的各项改革举措，完善经营不善的国企退出市场制度，保护各类企业产权和知识产权，建立健全全社会范围的诚信信息数据库，为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创造全方位环境；加强国家层面的重大科技创新投入和成果应用，示范和引领全社会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加强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提供持续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和人力资源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