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拿卡要“灰色成本”剧增 农村创业陷“灰色泥潭”

　　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农村各项改革的推进，农村地区产业融合不断加速且链条不断延伸，金融支撑力持续注入，“互联网+”整合各类生产要素并释放出巨大的市场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创业可谓浪潮涌动。不过，对于每一个理想丰满的创业者而言，市场环境不完善、扶持政策落实难、配套体系不如意等一系列问题，又成为他们必须要翻过的“火焰山”。创业者究竟有怎样的现实遭遇，是什么让他们心怀希望却又步履维艰？本报今天起推出“农村创业生态录”系列报道，为读者揭开创业者背后的秘密。

　　从时间成本到空间成本，从吃拿卡要到暗地索贿……《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县乡基层采访时，一些农村创业者表示，不少地方宣传的创业优惠政策并没有落地，创业者得到的优惠“层层打折”。尽管近年来政府多次提出放权让利，但基层的少数部门少数人仍存在“不收手”的现象，“灰色”成本成了创业的一种刚性支出。

　　法律专家和社会治理问题的专家指出，“灰色成本”的出现，实际上已经对农村创业群造成了巨大伤害。要为农村创业群奠定坚实的基础，必须通过持续不断地“拍苍蝇”来为创业群腾出更多的发展空间。

　　繁琐行政审批耗时耗力

　　一些小企业反映，虽然简政放权出了成效，但部门之间前置后置的协同问题仍然是个麻烦，开办个小企业共计要办10多个行政许可，“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整个注册进程就会被卡住”。

　　广西一座县城是南菜北运基地，一位姓朱的村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想做蔬菜批发、南菜北运的项目，但始终未能如愿。

　　老朱告诉记者，他想开一家有机蔬菜种植企业，但是在工商局注册时卡在了公司名称上。由于只能在工商局现场确认名字是否“未注册”，儿子小朱和家人半个月时间跑了十几趟，在工商局核了100多个名字，才最终注册成功。

　　小朱说：“网上、手机移动终端都没法查阅公司名称，我们也就只能把时间白白耗在登记注册上，好几摊生意没法谈。”

　　环保、消防有时也成为一些创业者受阻最多的部门。江苏一家电影放映公司姓王的负责人反映，2014年筹办开业办证时，环保部门审批了1个月才拿到筹建书，消防部门还得再审批一两个月。然后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也要求验资。一来二去耗掉了小半年时间，不仅影响了开业盈利，还搞得身心俱疲。

　　最近，这家公司要新开一个放映厅，又跟消防部门“耗上了”。“前后半个月跑了五次，每次给你提些新要求，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清单，缺的材料又不一次说完。”

　　王老板把这种创业成本归结为“时间成本”：如办一个装修施工许可证，跑了质监局，还要跑住建局，跑了安监局还要跑招投标办，好不容易完成一步，后面却又要求提供前一个环节用过的设计施工单位的人员资格证、身份证……实在让创业者耗不起。

　　吃拿卡要“灰色成本”剧增

　　一些农村创业者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央各种禁令下达后，原来吃拿卡要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的扭转，但还是有少数手握实权的政府官员通过“中间人”索贿。

　　海南省一位姓邓的女企业主告诉记者，做商业最难的就是办理牌照。这两年工商注册等环节已经大大简化了，为创办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也有极少数部门的极少数人依然不肯收手。

　　这位女企业主告诉记者，在市里开酒店、餐馆、宾馆、足疗保健等都需要经营场所，都要办理消防证，否则无法申请营业执照。

　　10年前，她购买了市区的一块商业用地，盖了7层商业用房开设酒店。2014年六七月份，她又租用了一栋市区商业用房，打算开办一家“足底按摩保健店”。她到消防局咨询后，按照相关要求购买安装各类消防设施，但是迟迟拿不到消防证。消防部门每隔一段时间来检查一次，每次都提出新的问题要求整改处理。就这样不断地解决各种问题，从去年到今年花费了1年多的时间，仍然没有拿到消防证。付了一年多的房租仍然不能开业，让企业“吃不消”。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找到消防部门的主要领导私下送了40万元“好处费”，终于得到了领导的签字，顺利地盖了章获得了消防证。

　　一位姓刘的企业主告诉记者，在农村创办企业不容易，除了要应付“苍蝇”的骚扰，还要面对个别村干部的“盘剥”。她去年在市区边上的一个村租用土地，打算开办一家仓储物流基地。村里的集体建设经营用地名义上归全体村民，实际使用决定权在村干部，要租地首先要过村干部这一关。

　　这位企业主向记者透露，村里办企业需要用土地，土地是村民小组的，但需要村干部签字，结果是村小组长要收钱，村干部要收钱，村委会还要集体收一道钱，每一次签字、盖章都要花钱。“原来不过3至5万元一亩的土地，实际操作下来，租地成本高达15万一亩。村里集体用地的租期只有25年，一来二去，不仅时间短，而且灰色成本高，还不如到城里开发区建厂来得快。”

　　记者在多个省区采访过程中发现，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原来属于“价值洼地”的城中村成了“香饽饽”。一些城中村改造需要支付的“灰色成本”，基本上等同于“台面租金”。一些地方的城管、国土、工商等诸多部门的领导层、具体执行层都在其中选择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广州一位姓王的投资商说：“实际花的钱要比土地的租金高出很多，这种灰色成本是刚性的，要办企业就必须承受。”

　　广西鹿寨县一位从事教材教辅销售工作农村创业者告诉记者，县新华书店和教育局的个别领导多次通过各种方式，要求他在销售教材过程中“给予回扣”。“不然的话，不要说进学校，就是在市场上摆卖也可以列为非法出版物。”如今，这些吃拿卡要的政府官员已经被纪委处罚。

　　惠农资金“层层打折扣”

　　《经济参考报》记者深入采访时了解到，一方面是惠农、助农、助创业的政策资金名目繁多，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政策被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司“层层瓜分”，农村创业群享受到的政策“层层折扣”。

　　广西南宁市宾阳县农民韦卢辉回乡创业，由于缺乏足够的抵押物，只能以个人消费贷款的方式，向一家股份制银行的南宁分行申请了30万元消费贷款。贷款额度批下来后，却被客户经理告知要“以贷转存”，将3万元存入与这家银行合作的寿险公司发行的一款理财产品中，期限为2年。

　　韦卢辉说：“我的蔬菜种植每年需要流动资金上百万元，现在只贷了30万元，却被要求存3万元，不存就拿不到钱。”

　　银行业内人士认为，这种类型的以贷转存监管无法查处，因为银行走的是消费贷款，钱又是存在保险公司理财产品的账户上。“确实是银行与保险公司联手转嫁成本，监管部门却无法查处。”

　　一些农业部门设计的惠农创业贷款，属于典型的政府资金，由于只能依托银行业金融机构来发放，因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设计出的产品“只符合银行利息规律，不符合农业规律”。

　　海南省的一位大学生农村创业者表示，省里的农业主管部门去年拿出500万元担保扶持百强合作社，但是贷款设计完全不符合农业规律。贷款期限是1年，等额本息。号称“惠农贷”，但是利息上浮30%，还要这样那样的担保，1%的保证金不退。贷款50万元，拿到手只有44.5万元，每月要还4万多元，用几个月就没多少了，对于稳定农业合作社的资金链没有多大的帮助。农业生产周期要2至3年，贷款1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养牛、养鸡、养蜂从开始筹划，到产品上市，都要两三年时间。

　　即便是已经走上正轨的企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也难以逃避银行转嫁成本的厄运。

　　2010年，刘老板带着七八千万元“真金白银”回乡创业办厂，创办了宜城市的一家纺织有限公司，2011年9月投产，现产值2亿多元。企业投资大，需要流动资金在最佳时机备足棉花原料，但银行不给贷款，没钱只能等，只能看着机会失去。银行要抵押担保，而厂里9000多万元的设备不能作抵押。银行或指定担保公司，如贷1000万元，担保公司先扣下300万元，再加上利息，到手可用资金只有600多万元。

　　加大“苍蝇腐败”打击力度

　　“没吃喝就不办事，吃喝之后乱办事；没拿钱不办事，拿钱之后瞎办事。”针对农村创业遭遇“灰色泥潭”的状况，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一方面应该加大对灰色成本的“阳光狙击”，另一方面，则应持续不断地加强对基层“苍蝇式腐败”的打击力度。

　　从政府层面出发，要加大农村创业群的扶持力度。地方政府部门应该尽快从“唯GDP论”转变为“创业创新立足”。南宁学院副院长陈雄章认为，政府调动资源的优势和强力无可比拟，而政府抓中小企业融资难是责无旁贷。政府和监管当局要成为市场公平的维护者。

　　陈雄章建议，一是维护中小企业权益，尊重其合理诉求。中小企业目前在市场竞争中，在制度安排、政策支持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歧视，应实行平等的国民待遇；二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例如减免税费和风险补偿制度；三是要加快搭建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尽快建立中小企业信用记录体系和中小企业信用咨询机构，为金融机构提供中小企业全方位、多视角的信用状况咨询；建立严格有效的中小企业信用奖罚机制，让失信者付出沉重代价，营造不愿失信、不敢失信的社会氛围；四是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形成安全有效的“借、保、贷、还”的良性运行机制；五是搭建好资本市场平台，设立产业引导基金、风险基金、创业基金等，引导企业结构调整、技术升级等推动发展。

　　从依法治国和社会综合治理的层面出发，应持续不断打击各种吃拿卡要行为导致的“灰色成本畸高”。

　　陈雄章认为，农村创业群面对的首先是千家万户，而村干部手中掌管大量集体土地等巨额财富，行使着巨大的管理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管就会失控，导致“苍蝇式腐败”频出。“大老虎”数量有限，但“苍蝇”数量众多，只有铲除了“苍蝇”滋生的环境，大老虎才不会产生。

　　近日，广西贺州市通报了多起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其中包括：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民政办原助理黄忠仁违规收取危改户“好处费”，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司法机关已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大围村委副主任钟声违规侵吞生态公益林补贴款，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富川瑶族自治县葛坡镇极乐村委副主任骆礼阳违规索要危改户“好处费”，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昭平县水土保持站副站长叶万潭违规参与经商办企业，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平桂管理区沙田镇狮中村委副主任廖世冬违规收取危改户“好处费”，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生导师汤志华认为，现在反腐实际上是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换代、推进依法治国紧密联系的，彻底反腐就要靠全面深化改革，要靠完善各方面制度。为农村创业群奠定坚实的基础，就在于通过持续不断地“拍苍蝇”来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腾出发展空间。

　　桂林旅游学院学者付德申认为，预防基层“苍蝇式腐败”，更重要的是完善制度，从源头上预防此类腐败现象的发生。这就需要通过健全制度，创新体制和机制，简政放权，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从根本上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以此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由记者何丰伦、邓华宁、陈刚、俞俭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