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从经济总量看，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我们是不是一个经济强国？“大国”是对总量的一种描述，而“强国”则是另外一种描述。经济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和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好比说，除了有钱、有物质、有保障之外，还有精神上是不是感觉到安全，是不是感觉到幸福。而从每个人的物质拥有和精神拥有的角度，我们会发现中国未必是一个强国。
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是不是一个经济强国？“大国”是对总量的一种描述，而“强国”则是另外一种描述。经济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和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除了物质保障之外，还有精神感受，从每个人的物质拥有和精神拥有的角度，中国未必是一个强国。
那么，怎么有效地利用资本，快速地把咱们的国家建设成经济强国，就像我国过去30年，从一个穷国变成一个大国一样？我试着先纵观历史，再横观世界，从这两个维度说明资本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强盛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其次，我是做股权投资的人，想做一回王婆，卖一回瓜，但是我保证不卖自己的瓜，而是卖市场的瓜，说一说这个行业的发展，并且看一下资本和实体经济能够如何更好地结合。
资本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首先，我想按照三个维度来讲资本的定义。
按所有权来分，分为债权和股权。
按投资主体来分，一类叫金融资本，投资是希望资本通过增值获得回报；一类叫产业资本，大鱼吃小鱼，好比说联想集团收购IBM PC，这也是一个投资行为，但它是一个产业性的整合，为了是做大做强，并没有通过进入最终退出的属性。
此外，在中国现实中比较有意思的分类，是私募和公募，这是从资本的来源，即募集方法区别的。凡公募渠道的资本，实际上是政府应该监管、严格制定规则的资本；而私募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暂时还不是一个被严格监管的行业。
不管怎么划分，市场化的资本毫无例外都有两个基本属性：逐利性、流动性——逐利性，随利而来；流动性，逐利而去。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充分利用了资本的这两个特性：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开始吸引外资。那时候国际政治舞台上还有冷战的阴云，许多国家对中国还充满疑虑。但是，当中国有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之后，外国资本就把这些前嫌和意识形态的区别全放到一边，快速地进入中国，催生了中国30年的蓬勃发展。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些资本不是来支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它们逐利而来，得到了利益，不断地发展。前几年新《劳动法》出台之后，立马就有很多国外来中国投资的商家认为中国的制造成本要增加，曾经有过要搬离中国的说法。目前来看，中国依然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市场，但是很多大的企业认为，中国现在的政策导向不再欢迎外资了。
通过这个例子我实际上想说明，我们要从每一个表面的说法背后看到解释这一切的最核心的原因——这些企业不管用什么方式去解释自己的行为，最终还是资本的特性在起作用：逐利而来，随利而去。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是政策的成功、制度的成功，政策和制度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好的市场。
企业不管用什么方式去解释自己的行为，最终还是资本的特性在起作用：逐利而来，随利而去。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资本在一个市场化的经济体中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很智慧，那么多有钱的、没钱的、需求方、供给方，各种各样层次、各种各样类别的实践者、银行家、股权投资家、风险创投家……把这些都集合起来，来看一个经济体中资本的作用，我理解主要有三点：
第一，资本可以加速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真正步入经济大国的历程中，1992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1992年是什么年份呢？中国有了证券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则已，一有就走到了最高阶段——公众市场，立即活跃起来。经济的资本化或者证券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把今后的希望通过某种承诺或者某种保证变成今天的钱，使你能够去实现你的梦想，去圆你的梦。这个过程可以加速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件事在硅谷天天都在发生——好主意变成现实，就可能产生谷歌、雅虎、Facebook。
第二，资本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的资本实际上很有智慧，它不盲目。职业管理的资本在发放过程中要做很多选择,要看未来的需求，要看国家的政策指向，它会顺应需求、顺应政策，加速这些行业的发展，违反需求、违背政策的行业、企业就会受到抑制。从大框架来看，一大堆搞资本的，看起来仿佛像没头苍蝇，但如起来在一个经济体里，实际上在做一个十分高效的选择，比较学术的说法叫优化配置。
第三，资本可以造就企业成长。好的资本、带着资源的资本，实际上可以造就每一个经济体里的基本单元，就是伟大的企业。
资本虽然有以上种种功能，但它有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就是需要发达的资本市场。特别是我们做的股权资本，是很娇气的资本，它需要有好的资本市场为基础，包括透明的规则、大家信守商业信誉，这些资本才敢过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市场，流动性实际上是会被截断的。
好的资本、带着资源的资本，实际上可以造就每一个经济体里的基本单元，就是伟大的企业。
综上所述：资本有优化配置的倾向，一个经济体如果有了资本的助力，就可以更好发展。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资本市场比较发达、金融产业比较充沛。
因此，我们要呼吁继续推进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鼓励各种各样的资本和金融产业充分发展。而中国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路，将由于国家重视把资本市场和金融产业做大、做发达而更加通达。
从资本市场的起源说起，大家都知道，荷兰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交易所就是市场。市场会让一个经济体里的很多要素被充分激活和调动，而发达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入市的人都要按照法律和规则做事，遵守一种制度和规则，违反的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从这一点看，我们的资本市场还不发达。
从资本在西方经济体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发达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产业促进了实体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崛起，不管是荷兰、英国还是美国。反过来讲，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度，往往是那个时代世界经济中的主要力量。
所以，在我看来建设经济强国中资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如果把资本市场做起来，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会加速。大部分资本，包括在发达市场中的资本，最终会克服偏见，随利而来，而这些资本需要的是一个可预测、低成本的流通渠道，一个可进可出的市场。
再从中观来看，从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可以看到，资本实际上可以像魔术师一样,自然而然地引导一个经济体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反观中国，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但是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经济结构调整。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中，除了政府政策的引导，应该让资本起到它魔术般的作用，即在好的市场环境、发达的资本市场里，进行优化的配置。资本具有逐利性，而利润比较高的产业往往是新的高速增长的产业。因此，把这种逐利性加上智慧，实际上会形成一个资产的优化配置，这是规律性的。
接下来，微观地讲一下资本在企业发展历程中的作用。
一个企业从创始之初，研发阶段有种子基金，有天使投资、创业投资、风险创投，到后来的并购投资，资本的形态是沿着一个企业的生命周期配置的。企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需求，这些不同的需求跟资本的形态有什么关系呢？
好的资本是带着资源的资本。苹果公司的发展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个故事始于1976年，两个史蒂夫，其中一位是史蒂夫·乔布斯，想要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电脑，就是后来的麦金塔电脑（Macintosh）。但是，这两个穷小子怎么能够做到呢？他们当时有个愿景，说计算机应该是为人造的，不是为工程师造的，这是乔布斯一辈子的追求。
当时这个主意除了他们俩喜欢，没有太多的人喜欢，但是他们碰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英特尔的一位退休高管，他说，你们这个想法好，我正好有点儿退休金，我愿意给你们10万美金。这叫种子基金，苹果公司就这样启动了，一步一步发展起来，每一步都有资本的介入和催生。
这个资本不光是钱，实际上当时两个史蒂夫得到的帮助除了钱之外，最重要的是指导。那位老先生跟他们说，你们的梦很大，继续做。但今天咱们就这么点儿钱，要把这个梦想的第一步扎扎实实做好，证明你们不是疯子，我去帮你们找愿意接盘的人。这个愿意接盘的人就是红杉（Sequoia）。投资人进来之后说，你会制造吗？不会。你知道在哪儿开工厂？不知道。没关系，你们专注地搞你们的设计和创新，我们去找会搞生产、搞制造、搞销售的人。
在美国有一个说法：最厉害的风险创投不是钱最多的，而是名片夹子最多的，想找什么样的资源，翻翻名片夹子就能找到最好的。这是个玩笑，但好的资本的确能够带着资源，去帮助梦想家把梦变成现实。一个伟大公司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钱，但更重要的是离不开带着资源的钱。
其实，看似简单的资本，在一个伟大企业的成长过程中是被细分的，因为我们在实践中发现不得不细分——在一个阶段本事很大的人，不一定在下一个阶段本事仍然很大。像那位发现乔布斯的老先生，等到一搞生产或者动辄就要1 000万美元时，这就不是他的能力范围了，好在有下家在等着。资本的链条是这么接起来的：高度的专业化，而之所以必须专业化，是因为必须要在那个领域做得很深。
这是为什么做得好的风险创投家，既不愁融资，也不愁项目；而做得不好的，试过一次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你必须要有专业技能，真的要把你的本事加上你的钱，和企业的发展贴在一起才能做好。
好的资本能够带着资源，去帮助梦想家把梦想实现。一个伟大的公司每一步都离不开钱，但更重要的是离不开带着资源的钱。
中国的例子实际上更有意思，我想讲的是一个央企，叫中国建材，这是高度竞争行业中的一个企业。像很多央企一样，在这样一个国家百分之百拥有的集团，通常也会把一部分优良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里主要是石膏板和玻纤。上市之后，资本促进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管理整合等，一方面发展主打行业，同时进行业务多元化，不断提升效益与行业地位。
我们能够发现，中国建材的快速成长之路实际上是从它和资本市场接轨开始的。2006年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累计从公开资本市场募资约120亿港币，为企业的兼并收购、产能扩张以及新业务拓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上市后5年中，收入、利润与资产规模均实现了70%或以上的年复合增长率，远高于上市前的增速。现在它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水泥制造商，世界前三、中国第一的石膏板制造商，世界最大的玻纤制造商，世界前三、中国第一的风电叶片制造商。资本在这个企业发展过程中起的作用真是很了得。
股权资本能够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
下面我们来谈谈股权资本。
我们通常所说的私募股权也叫PE，从所有权来分属于股权资本；从投资主体来分属于金融资本，就是财务投资人；按照募集渠道来分属于私募。把这三个特性加起来，就是我们说的股权资本。它最重要的一个特性，也是我经常津津乐道的：它是成人之美的资本，企业长得越大，我们越高兴。
但中国为什么没有更早出现股权资本这个概念？因为这是一种很娇气的资本，要仰仗法律环境、诚信守则。这种“成人之美”需要一个好的市场。当市场发达的时候，金融产业就会发达；金融产业发展，又会帮助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同发达，这个实体经济就会高质量地发展。
以工程机械行业为例，其实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机械市场最大、机器最多的，但很可惜我们的还是以低端产品为主，德国、美国的则是高端产品，除了多年研发、知识产权保护之外，是资本把企业导向了价值链的高端，这是资本进入之后会帮助企业做的选择。像我们进入一个企业之后，毫无例外第一件事都是先谈战略。在谈战略时，毫无例外地，我都会劝企业家们坚决砍掉盈利很薄的夕阳性产品。挣多少钱都不要，撑多大的面子都不要，一定要把精力、资金、资源投到有利润、有发展的地方，这就是资本在起作用。资本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要有耐心，因为增值服务是需要时间的。同时，它是带着高附加值的稀缺资源的，能够提升企业的发展水平。
股权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什么直接的促进作用呢？在产业层面，由于它的逐利性，而且由专业人士管理，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就能够显现力量。从2006年到2011年间，中国的PE行业从投资金额来看高速增长，但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所说的一系列转型：避免高能耗，从简单的生产制造往高增值服务业转型，资本由于它的逐利性和专业识别能力，早就在这么做了。
在企业层面可以做的就更多了，资本在投资的同时带来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依托企业、帮助企业创造最大价值，由此赢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后实现退出。即便离开了之后，留下的也是一个更强、更大、治理更好的企业，而且会使产业结构优化。以中国的工程机械行业为例，在2006年分散度还比较高，但即便如此，已经有了两个了不起的长沙企业，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五六年后，由于有高质量的资本的支持，这个行业变得很大，同时这两家企业做得很大，行业集中度提升，股权投资促进了行业整合。所以，高质量的资本对企业的催生、发展和优化作用是特别明显的。
股权投资人在帮助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应与企业更紧密地结合，在注入资金的同时，多方面提供增值服务，培育领先企业，具体工作包括机制调整、战略梳理、管理提升、财务优化、行业整合、国际拓展。增值服务是我们股权资本的信条。当然，有些人不信这个，更注重追求短期利益，更愿意做Pre IPO，但是我们信这个。信这个的，往往会做得比较长、比较久。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外企改制”
过去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给股权投资创造了空间，催生了那么多好的企业。这些企业下一步将干什么？向国际化方向发展。而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进程中，股权资本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
周其仁教授有一个“两个海平面”的理论：全球经济由两个海平面组成，一个海平面是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另一个海平面则由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组成。两个海平面之间曾经老死不相往来，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连通管道。
为什么两个世界可以连通？资本的逐利性和流通性率先把世界变小了，把地球变平了，而且这个趋势谁也阻挡不住。过程中虽然有摩擦，但趋势一定是两个水平面要连通。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美国人和中国人有同样的对于幸福的向往和改善生活的追求，我们的梦是一样的梦，这是经济学里最重要的因素。两个海平面趋同，而且速度比一般人想象得快，这是一个必然。
股权投资人在帮助企业成长过程中，应与企业紧密地结合，进行机制调整、战略梳理、管理提升、财务优化、行业整合、国际拓展等。增值服务是股权资本的信条。
在连通的过程中，我认为有两件事势必发生：一是很多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二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消费市场，很多跨国公司要更深层次地进入中国，更加本地化。
对于国际企业而言，它们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改革开放30年来培养了一批强悍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而跨国公司在中国曾经享受的超国民待遇正逐渐失去，很多国际企业突然发现，“我们那么早就投入中国，现在那么多的利润依靠中国市场，中国是不是不欢迎我们了？”我经常面对这种疑问。我说：错，第一，你们的超国民待遇被取消，这是应该的；第二，中国市场好，中国有可竞争的企业，你们就应该好好竞争。实际上很多国际企业在中国，由于商业文化和体制不一样，会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而跨国公司的主要市场不在中国，不会为中国改变它的整体政策。另外，这些企业中制定战略的人都不在中国，不能深入了解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消费者。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机会，我们这些本土投资人就有机会把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做成一个中国本土的子公司，我们还发明了一个名字，叫“外企改制”。
弘毅投资是以国企改制著称的，帮助像中联重科这样的企业往国际走，而我们下一步要做外企改制，帮助跨国公司本土化，更好地适应中国市场、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外企改制和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巨大需求，会让新的世界格局里中国的要素和中国的声音变得更多、更好。
这里谈谈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案例。并购本身的失败率是很高的，跨国并购失败率更高。实际上，借助带有资源的资本，跨国并购的成功率远远高于自己单打独斗。好比联想当年收购IBM PC的时候，团队都是本土的，而且这起并购是“蛇吞象”，业界并不乐观。具体怎么做呢？当时找了美国本土的投资人TPG，加在一起就成功了。另一个例子，2008年我们帮中联重科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一举把意大利CIFA，也就是这个行业的祖宗收购了。我们了解中国，但对意大利的法规、制度、文化并不了解，于是我们搭建了一个集合各方资源的投资团队：代表意大利本土资源的曼达林基金、代表国际资本市场资源的高盛、深入了解中国市场的弘毅投资。当地的工作都是意大利人“以夷制夷”，最后做得很成功。
跨国并购很难，但做好之后的价值很高。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的例子很多，但是依然前赴后继，而找到好的投资人，失败率、死亡率会降低。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的例子很多，但是依然前赴后继，实际上，借助带有资源的资本，跨国并购成功率远远高于单打独斗。
好的投资人到底能够做什么？还是以中联重科为例，我们是2006年投资的，当时企业是30多亿的销售收入，大约3亿的净利润；2011年，达到近500亿的销售收入，70多亿净利润，获得了高速增长。促使企业高速发展的有几个环节：
首先，我们帮助企业进行改制，由国有一股独大转为股权多元化。国企改制的作用是很大的，能够极大地释放企业的活力和团队的积极性。改制之后，中联重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所有高管一律由董事会聘用。体制改变了，大家就专心地做企业该做的事。做什么呢？进行战略优化，并按照我们共同梳理的战略，首先进行了国内的行业整合，几年之后进行国际拓展，到意大利买了CIFA。资本改制重组、战略优化、运营提升、行业整合等等环节中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企业从全球排名的十名之外到目前已上升到排名第七。
另一个是外企改制的例子。柏盛国际是一个生产心脏支架的美国高科技公司，在新加坡上市。对于它来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为了进入中国，几年前找了一家本地企业合资。5年之后，中国市场真的很大，它们这个企业依然很小，因为合资双方在战略上无法达成一致。这时候我们进入了， 2010年10月收购了柏盛国际 295%的股权，成为单一最大股东。到现在才一年多，中国的业务一下子就起来了。那么好的技术，那么多的准备，那么优秀的团队，如果不搞内耗，好好做业务，这个企业怎么可能做不起来呢？但是过去的制度不行，需要外面的和尚，也就是股权投资人来做外企改制。
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资本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力量，但同时它又特别脆弱。强大，是源于我前面说的资本的特性：逐利性、流动性，优化配置，需要由专业人士管理；脆弱，是因为它需要好的市场。所以，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过程中，资本市场如果能够快速、健康发展，中国的实体经济一定会越来越强。
资本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力量，但同时它又特别脆弱。强大是源于资本逐利性、流动性和优化配置的特性，脆弱是因为它需要一个好的市场。
提问
提问：刚才您讲到了，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浪潮，中国企业跨境的M&A以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趋势不断呈现，弘毅投资具体将以怎样的策略在这种历史性的机遇中，成为像KKR、Blackstone这样伟大的股权投资机构？
赵令欢：首先，我们继续向伟大的机构学习；其次，我们必须把学到的原理继续本土化。我经常说，中国的事既好做又难做，好做是因为其他经济体有很多前人的例子，难做是不能把已有经验直接搬过来，要有我们的发明创造。
所以，在别的市场被证明是好的东西，那是一本厚厚的书，我们必须把它读薄了。拿到中国后，再把它按照中国的国情写厚。做跨境投资，帮助中国企业国际化，帮助外国企业进中国，也是这个基本原理。
中国的事既好做又难做，好做是因为其他经济体有很多先例供我们学习，难做是不能把已有的经验直接搬过来，必须把学到的原理继续本土化，要有我们的发明创造。
我们是投资人，所以一般不涉及具体产品、服务内容，但是企业的战略、企业的管理、企业和资本市场的无缝对接是我们的长处，我经常说我们也是技术工作者，我们的技术就是企业的兴衰之术。
提问：在跨国并购中如何应对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投资的情况？
赵令欢：实际上每个国家对外来投资者都有不同的监管，但是，只要有法，只要大家都依法办事，我觉得就可以做。到中国应该是这样，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应该这样。当年联想去收购IBM PC，就有人说威胁国家安全，但好在美国有法律、有程序，可以证明我们对国家安全没有威胁。具体的过程可能会有曲折，但总体趋势我倒不认为排华情绪是会持续的，所以我还是充满信心。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外企改制的退出路线如何？另一个您对于夹层基金怎么看？
赵令欢：第一个问题：退出实际上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一般在投资的时候都会约定，把中国的这部分独立地做大、做强，在跟中国相关的市场比如A股市场单独上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排除有回购的权利。最重要的不是怎么退出，而是如何把外国企业做得像中国企业，能为中国的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服务。企业有了价值，上市或者回购这都是可以的。
我们投资一般不涉及具体产品、服务内容，但是企业的战略、企业的管理、企业和资本市场的无缝对接是我们的长处，我们的技术就是企业的兴衰之术。
关于夹层基金，我认为很快会兴旺起来，它的兴旺很自然，因为有些公司发商业债觉得风险太大，而股权已经成熟到没有太大的增值空间或盈利空间，但是它真的需要资金，而夹层的特性是风险有限、回报有限、量比较大。但是，对上市公司、拟上市的公司，可能夹层的机会不是非常多。
提问：我注意到您主要讲的是国企改制或者外企改制，不知道您对在中国投资民营企业怎么看？弘毅有没有这方面的案例？
赵令欢：我们也投资于成长型的民企，我们现在将近70个项目，大约一半是民企。民企相对来讲比较简单，都是新企业，没有那么多历史包袱，没有那些复杂的、隐性的问题。弘毅成立之初是以国企改制为切入点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竞争的热点是民企投资，而那时我们还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躲开热闹去啃硬骨头，国企改制就是这么啃出来的。但我们不是为了啃硬骨头而去啃，我在国企做过车间主任，对国企的弊病有比较切肤的了解，对国企里的人感情也很深。当企业有很好的人，但受体制制约而无法发展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机会，我们是那么发展起来的。
现在的外企改制，另一个说法叫跨境投资，又是一个硬骨头，也很复杂。除了经济的、商业的、金融的因素，还有政治的因素，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真实的难题。难，我们就愿意去做，因为只有把重要又难做的事真的做好，我们才有核心竞争力。
提问：刚才您也提到，弘毅做的国企改制多，做起来很复杂，那您觉得是什么因素让弘毅的这么多国企案例能够成功？
赵令欢：首先要看清楚，有些事你能做，有些事是万万不要做的，所以别逞英雄。但为了弄明白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实际上还是要做深入的尽职调查。
我有一个体会：看中国的事要怀着感情去看。我们经常做国企改制，企业最后选择了我们，但我们条件挺严格，价格又是最低的，企业愿意跟我们合作，是因为我们带着感情去看企业，去看企业的问题，也看它未来的发展。我们投过一个企业，是中国建材下面的一个公司，叫巨石，在我们之前有十几家大牌国际企业都去“凤求凰”，而且开各种各样的条件。我们是最后一个去见企业家的，就去谈了一次话，最后他说非你莫属。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把CEO的心给勾住了？实际上我最后悟出来了，不是我讲的那些道理，也不是价格，主要是我是国企出身，我了解国企，对国企有感情。
感情会起到什么作用？好比说，在另外一家企业的投资前的尽职调查中，我们发现企业的账做得很糟，跟我们同时参与竞争的是一家外企，从它的角度觉得企业在作假，这一下就成了诚信问题，那肯定是要掉头就走的。但我们一看，这个账是真糟，然后我们继续做尽职调查，发现他们水平真差、人真好，他们不是造假，是水平太差，而这正是需要我们去帮助企业的地方。所以，是不是怀着感情，在对事情的判断上是十分关键的。因为以后我们要和企业一起解决很多艰苦的事情，如果大家谈不来，没有感情、没有信任，那就没办法继续。所以，这都是实质性的判断。
提问：股权投资者在投资企业的时候，更关注的可能是两点，一是这个企业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二是投资最大的风险在哪里？请问，弘毅在投资一个企业的时候最重要的关注点到底在哪里？到底关注什么样的风险？
赵令欢：首先你讲的那两条我都同意，但是我们考虑的不止这两条。在投资的图谱里，我们是做并购投资的，并购投资实际上是“胆小如鼠”的人，因为我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最低，因此战略和风险创投是完全不一样的。
投资就是风险和回报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属于保守的那类，我们努力地去寻找价值创造点，提供增值服务。对于一些企业来说，这几件事如果我们帮它做好了，企业的效率、利润会大幅度提高，这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企业。
但是有一个前提，我们会非常看重下行风险。所以你看我们投了70个企业，没有亏掉的。但是和这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回报本身就不应该像风险创投那么高。
在投资的图谱里，并购的战略和风创的完全不一样，并购实际上是“胆小如鼠”的人。投资是风险和回报的关系的问题，努力寻找价值创造点，提供增值服务。
提问：我对弘毅的价值创造模式非常认同。随着中国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我们需要帮助一些大企业，而帮助大企业仅靠弘毅的资金可能还是有限的，如何能够像国外的市场一样，能够撬动债权的资金、撬动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够做更大规模的项目？
赵令欢：大企业往往是和资本市场对接能力比较强的企业，而现在香港地区、海外的资本市场已经相当发达。你隐含的意思就是这些企业实际上是吃中国饭、说中文的，还是希望中国本土的债权配套市场那么发达。我的确同意你的观点，如果是直接融资，不光是股，还有债也能够发达起来，那将是最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