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瑪蒂亞•森的洞見

對命運的幻象，尤其是宣揚這樣或那樣單一身份的觀念，有意無意地孕育了這個世界的暴力倫敦希思羅國際機場，時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的阿瑪蒂亞•森從國外旅行回到英國。機場的移民官極其細致地檢查了他的印度護照，一邊注視入境單上家庭住址欄下的“劍橋三一學院院長公寓”，一邊看似漫不經心地問道：三一學院院長是不是你的一個親密朋友？

一個人是不是他自己的親密朋友，這個深奧的哲學問題讓這位起草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萬般糾結，以致於他要思考片刻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正是這片刻的猶豫，加深了移民官的懷疑，移民局官員想知道他猶豫的原因，並想了解他是否合法地居住在英國。

正是這小小的插曲，提醒阿瑪蒂亞•森注意到了“身份”的晦暗性與復雜性。日常生活中，人們把自己視為各種各樣的群體的成員。一個人可以毫不矛盾地既是美國公民，來自加勒比地區，又擁有非洲血統﹔此外，還可以是一名基督徒、自由主義者、女性、小說家、女權主義者、戲劇愛好者、環保積極分子、足球迷、喜歡流行音樂的鋼琴演奏家、主張同性戀者有權自行其是的異性戀者﹔而且堅信外層空間也有智慧生物存在，並迫切渴望與這些生物交流……

但是，在一種“單一主義”認識下，人類身份被分類為宗教或者文化群體，比如近來影響廣泛的塞繆爾•亨廷頓所謂的“文明沖突論”，就將全球的政治對立視為世界宗教與文化對立的必然結果。這樣的單一身份認同，忽略了人類的其他身份，也忽略了人類的選擇與推理責任。

對命運的幻象，尤其是宣揚這樣或那樣單一身份的觀念，有意無意地孕育了這個世界的暴力。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沖突與暴力都受這種單一身份的幻象影響。越來越多的人們根據宗教或者文化、文明來劃分世界，而忽略人們看待自身的其他方式——諸如性別、職業、語言、文學、科學、音樂、道德或社會立場等，並且否定了合理選擇的現實可能性。一旦根據這種觀點來界定不同人之間的關系，人類就被嚴重地壓縮並置於“小盒”之中。

這種粗線條並且簡略的不同文明與文化的單一身份認同，“可以殺人，甚至是肆無忌憚地殺人”，比如阿瑪蒂亞•森的祖國印度，就曾經多次因為這種單一身份認同而互相殺戮。印度教徒、穆斯林、錫克族人……單一性對抗的幻象造成了對人的徹底抽象，吞噬了被卷入的對抗者的思考自由，把具有多種維度的人變成了一種單向性的殘暴動物。

——於是，阿瑪蒂亞•森寫作了《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

也許是預言，也許還是命運。這本書出版后的世界，地震、海嘯、核泄露、恐怖主義，此外還有“革命”與戰爭，一如既往地印証著加爾布雷思的預言：“在這個事事不確定的時代，隻有一件事是確定的：我們必須面對這個‘不確定’的事實。”

2011年7月，一向繁榮、平和、寬容的挪威，在首都奧斯陸市中心及市郊工黨青年夏令營，竟然發生一場血腥殺戮，一共導致92人死亡。

第一時間，人們按照慣性思維，想到了“基地”組織，想到了伊斯蘭極端分子。可事實真相是，凶手是布雷維克，一個32歲的金發碧眼的挪威人，他單槍匹馬制造了兩起慘案。但人們還不死心，試圖找出他的同伙，找出幕后的元凶。因為人們不願相信，這麼驚天動地的“事業”，背后沒有宗教或者文化身份的支撐。最后，還是把矛頭對准了穆斯林，公共媒體甚至委婉提醒，正是穆斯林塑造了今天的布雷維克。

但是，布雷維克在網站上寫道：“我們的主要敵人不是伊斯蘭激進分子，而是這些激進分子的幫手——多元文化主義者。”

布雷維克提到的“多元文化主義者”，比如斯托爾滕貝格青年團及挪威工黨的一些主張，在阿瑪蒂亞•森看來，其所展現的包容性不過是讓不同風格和傳統並存，而不是融合與交流，更准確而言應是“多元單一文化主義”。“多元單一文化主義”雖然相比“單一主義”而言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仍然沒有抽離單一的特征，沒有進入多元的開闊世界，為后來的慘案埋下了隱患。

——這是阿瑪蒂亞•森的洞見，發表於慘案發生之前。（來源：中國經濟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