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一場婚姻悲劇

一

陳辛仁（1915——2005），廣東普寧縣人，北平中國大學學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方部的左翼作家,筆名辛人。1938年夏在新四軍任職，皖南事變后，歷任新四軍第二師(淮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中共淮南區黨委宣傳部長、新四軍(兼華東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福建省教育廳廳長、華東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9月被委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芬蘭大使。1959年回國后任國際關系學院院長、黨委書記，外交部黨委委員、北京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

陳辛仁身后，曾出版43萬字的《陳辛仁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版），除去革命歷程外，內中有一段詳細記述了自己的婚姻悲劇。

1935年，陳辛仁與妻子房紀在東京結婚，一年后生一女嬰。此時陳辛仁20歲，房紀17歲。抗戰爆發后，陳辛仁到新四軍軍部工作，房紀則到西北大后方寶雞擔任地下黨的工作。組織上曾承諾，等房紀的工作一脫手，可立即到新四軍軍部工作。分別幾個月后，陳辛仁曾接到薛暮橋夫婦從大后方帶來的一封陌生人寫的短信，說房紀很快就可以回到他身邊工作了。之后，由於戰事倥傯，上面幾次說盡快發電報將房紀調到軍部來工作，但前前后后有三四年時間，都沒有兌現。其間，陳辛仁還收到過房紀的四五封來信，等到皖南事變后，就再也得不到她的消息了。

二

書中回憶，就在陳辛仁為妻子焦慮不安的時刻，讓他更為喪魂失魄的事情發生了。一天，軍政委饒漱石見到他，談話中突然明確地勸他“另外結婚”，並支支吾吾地說可以批准他“另外結婚”。陳辛仁當時覺得很可笑，自己是已有妻室的人了，組織不是已經承諾要調房紀來軍部工作了嗎，為什麼還提什麼 “另外結婚”？直到這時，饒漱石才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你要知道，現在改名王茜的房紀，早就被人家調到他的辦公室擔任秘書職務了，與此同時，也兼私人秘書。他們已經結合到一起，這是兩廂情願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聽到這裡，猶如一個晴天霹靂，猛烈地擊中了陳辛仁毫無准備的思想。但他還不清楚，搶走房紀的究竟是什麼人。

就在這次和饒漱石談話之后，陳辛仁收到了一封通信地址為“陝西新華書店轉何凱豐交王茜”的信，信后面的署名是“王茜”。信的內容是簡單的幾句話：“別來數年，不知音訊，相見無期，請另覓伴侶，善自珍攝。”這時，陳辛仁才清楚地判斷，這個改名換姓叫王茜的房紀，找到的是比她大12歲的何凱豐。不久，陳辛仁又得知，凱豐還無情地拋棄了與其同甘共苦的發妻廖似光，而且還是命令警衛員把她給趕出家門的。

再來看看凱豐此人，讀讀毛選，可看到有他好幾處名字。1906年出生的凱豐原名叫何克全，江西萍鄉市人，是中國共產黨前期領導人之一。在中共歷史上，凱豐不止一次反對過毛澤東，長征途中，作為六大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凱豐，曾譏諷毛澤東是靠著“孫子兵法”打仗﹔遵義會議上，凱豐還鼓動博古不要交出黨中央的“挑子”。紅軍長征結束后，凱豐不但認了錯，還更加緊跟黨內公認的領袖毛澤東。但在七大期間，由於代表反對，凱豐落選，沒能進入七大中委，以后在黨內的地位也因此逐步下降。建國后，他先后任東北局委員、東北人民政府委員兼沈陽市委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馬列學院院長。1955年3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三

在紅軍長征的漫漫征途上，曾從艱難險阻中沖殺出英勇的34名女紅軍干部，廖似光就是其中之一，她與凱豐也是經歷中央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征的26對革命夫妻（包括長征到達瓦窯堡時結婚的）之一。

廖似光（1911——2004），原名廖嬌，1911年4月出生於惠陽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8年秋，她的家鄉來了共產黨，還是童養媳的廖嬌參加了學習，開始讀書識字，懂得革命道理。1929年初她加入了共青團，在共青團廣東省委機關工作，此間她認識了擔任共青團省委書記的何凱豐，1930年二人結為革命伴侶。1931年在上海共青團中央機關做地下工作時，透過國民黨統治區的深重黑暗，她看到了中國革命的曙光，所以取“曙光”的諧音，改名為“似光”。1933年秋，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由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后，廖似光也調往中央蘇區。從上海到瑞金，需要跋山涉水，通過敵人的重重封鎖線。為了輕裝從簡，廖似光忍痛把她新生小女兒送到了國際紅十字會醫院，從此杳無蹤跡。1934年4月，她任江西中央蘇區團委巡視員，同年5月，經胡耀邦介紹，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戰略轉移，當時已經懷孕四五個月的廖似光也被編入干部休養連參加長征。挺著大肚子行軍的廖似光，由於路途過分顛簸疲勞，又缺少食物，懷孕僅7個月便早產生下一個小男孩。為不拖累隊伍，廖似光把心一橫，把孩子送給了當地的老百姓。為了革命，這是廖似光失去的第二個孩子！

西安事變后，黨組織派她和鄧穎超一起組成陝甘寧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駐武漢代表團，投入婦女抗日救亡運動。武漢失守后，她隨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辦事處一起遷往重慶。1948年8月，廖似光以“勞協”常務理事的身份出席了在哈爾濱召開的“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並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隨后她隨大軍一路南下，在1949年4月武漢三鎮解放后，負責籌建武漢市總工會。1949年9月在葉劍英同志主持的“贛州會議”上，廖似光被任命為廣州市委副書記兼市總工會籌備處主任。1952年9月廣州市總工會正式成立。此后她歷任廣東省工業廳副廳長，華南分局工業部副部長、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1978年，她當選為廣東省政協副主席，一直到1988年離休。正如葉劍英對廖似光的高度評價，她是一位“難得的南征北戰的工農兵女干部”。

四

作為一個從槍林彈雨闖出來的女人，為了革命，為了丈夫，曾作出過如此巨大的犧牲與付出，廖似光對於丈夫凱豐移情別戀與薄情寡義，其憤懣與生氣也是可以理解的。當年的一個紅小鬼，延安時期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員的李耀宇，曾親眼目睹過廖似光的憤怒與發泄。他在個人回憶錄《一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的“鬧離婚鬧出流血事件”一節中有過如下記述：凱豐的妻子廖似光……長得高大健壯，楊家嶺的“小鬼”，私下裡喊她“穆桂英”。而王茜則身矮體胖，像武則天時代的人，細眉長眼，戴著一副金屬框架眼鏡，文靜高雅。

李耀宇書中說，作為中宣部研究員的王茜，是在凱豐身邊工作，欽佩他的革命經歷和學識，再加上兩人有共同語言和興趣愛好，才日久生情的。為此，凱豐與廖似光之間的爭吵越來越厲害。一天，李耀宇正好看到“穆桂英”拿著一把短刀，怒氣沖沖地走上楊家嶺，她推開凱豐的窯洞木門，王茜和凱豐兩人正在裡面。凱豐問“你干啥來了？”廖似光大喊：“來殺你的，把你們倆都殺了！”說著，揮刀刺向王茜。凱豐瘦弱，也沒有搏斗經驗，他挺身護著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來的刀刃，“穆桂英”則抽回短刀，凱豐的手掌被割開一道長長的傷口，鮮血立刻流了出來。李耀宇回憶，后來凱豐與王茜在楊家嶺結婚時，十分冷清，無人前去祝賀，王茜就這樣悄悄搬進了凱豐的窯洞。等到1943年李耀宇離開中宣部到棗園時，25歲的王茜已生下了一個男孩。

五

不過，與建國后位至廣東省第四屆和第五屆政協副主席的廖似光相比，王茜后來的人生命運，顯得是那麼悲慘與不幸。陳辛仁書中回憶，文革期間，他從外交學院造反派專門設置的“專案組”成員口中得知，凱豐后來又有了新歡，為了再娶新歡而拋棄王茜的時候，他曾散布過“房紀已經死亡”的謊言。但此時的房紀，已被孤零零地拋棄在關外沈陽，早成了一個精神病患者。文革期間，當專案組成員前去向她詢問前夫陳辛仁的歷史情況時，她兩眼直視前方，旁若無人地說：“是共產黨派來的嗎？我准備去開黨代會去了！”房紀后來患了癌症，死於1971年4月，終年剛及52歲。房紀去世時，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在當地居委會和鄰人的幫助下，她的骨灰撒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 （來源：中國經濟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