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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在改革之初我國按人頭計算的絕對貧困率在80%以上，目前已降到10%。在成功減貧以后，我國的不平等問題逐漸突出。機會不均等是最大的不平等。我們必須下大力氣來解決這個問題。
根據亞洲平均水平來看，收入差距的持續增加已經使中國成為一個收入差距偏大的國家。雖然近年來收入差距可能不再擴大，但這是否能夠成為長期趨勢還有待時間的考驗。同時，由於家庭財產和獲得公共服務的差距不斷擴大，這又放大了收入差距的影響。
表面上看，多種不平等與地區間和城鄉間經濟增長以及家庭收入增長的不均衡有關。進一步看，不均衡增長源自結構轉型以及不合理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
對於日益擴大的收入和消費差距，人們認為部分是由於發展階段或“庫茲涅茨效應”所造成的。這一效應是指勞動力從生產率低、勞動密集型的農業部門轉移到生產率較高、資本更為密集的制造業部門的結果。盡管經濟結構是一項重要原因，但它並不足以解釋中國過去20年不平等的變化。實際上，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都有很大的影響。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收入分配課題組的研究表明，以下四項經濟政策加劇了中國的不平等。
首先，廉價的土地和資本限制了工作機會的增加。低利率的金融資本、低補償的土地、廉價的自然資源很容易把勞動力置於不利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當勞動力成本上升時，產業就會以資本取代勞動力，從而限制了工作機會增加和工資上漲。結果是，貧困人口的就業渠道和收入來源就會受影響。
第二，國有經濟控制了大部分社會盈余和儲蓄，但其上交財政的利潤份額卻很低。
第三，政府財政收入的結構，尤其是稅收結構，既不利於收入再分配，也不能激勵正規就業。有關研究指出，中國約有70%的稅收是間接稅，雇主納稅佔稅收的90%以上。然而，與所得稅不同，這些間接稅是累退性質。到目前為止，中國既沒有物業稅，也不征收資本利得稅。因此，政府很難用稅收來調節收入差距。
第四，目前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也強化了不平等。1994年引入了分稅制財政體制，其目的在於克服區域不平等加劇的問題。然而，征稅和退稅率的基准是按照改革前的稅收記錄核定的，因而過去表現較好的省份得到了進一步的獎勵。
社會政策的也對不平等狀況產生影響。從理論上看，如果公民能夠獲得廉價優質社會服務和可靠社會保障，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對貧困人口產生的影響就比較容易接受。而現實情況是，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收入和財富差距擴大，社會服務的可及性和可得性也變差了。社會服務的收費性質日益突出，而且許多保護項目仍是分人群設計的。正如世界銀行和國研中心研究報告所總結的那樣，一些社會政策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首先，一些不平等是基本服務市場化改革所未預見到的副作用，而且過去並沒有意識到人力開發也是一種公共產品，有利於整個社會。市場化改革把原來的公共服務提供者轉變為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營利主體。“供方誘導”的需求較為普遍，在衛生領域的表現包括大檢查、大處方，在教育上的表現包括特色教育、重點校班等。這既加重了消費者的負擔，也導致消費者享受服務的分化。
第二，一些不平等是由現有政策直接導致的，相關政策要麼固化了基本服務領域的不平等，要麼沒有提供一個有效的框架來解決不平等問題。前者包括戶籍制度，后者包括政府間事權劃分。由於戶籍分割，外來人口在就業、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多方面不能享受與本地人同等的服務。由於很多公共服務事權在縣市政府，在沒有財力均衡機制的情況下，地區間服務水平有很大的差別。教育是這樣，醫療衛生也是如此。（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副部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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