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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盡管開展了農民工工資一卡通試點工作，實施了農民工工資周轉金制度，但年末歲初，寧夏農民工清欠形勢依然不容樂觀。據寧夏農民工工資清欠領導小組辦公室統計，截至2012年年底，自治區農民工工資清欠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發了3期《農民工工資清欠督辦函》，共有群體性討薪案件46件，涉及金額1.13億元，其中建筑施工領域44件，涉及金額1.04億元，案件佔總數的95.6%，金額佔總數的92%。
寧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重災區”依然是建筑施工領域。《法制日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盡管國家三令五申工程不能層層轉包，但在寧夏建筑行業“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許多小的建筑企業或包工頭挂靠在有資質、大的包工建設單位，大的包工單位再轉包給自己的子公司，這樣巧妙規避了國家的政策，但帶來的后果是上億元的資金不能順利發放到農民工手中。
形形色色的“包工頭”成了欠薪的罪魁禍首
去年12月13日，銀川市發生了一起農民工討薪事件，30多名農民工用鋼管將銀川市金鳳區黃河東路BRT車道封堵。銀川市公安局金鳳分局會同勞動監察部門進行調查發現，農民工給寧夏康力集團房地產開發公司投資建設的康力會所工地打工，該項目由寧夏康力集團非法發包給“包工頭”馬某，拖欠農民工工資22.6萬元。最后在勞動部門的介入下，這一群體討薪事件得以圓滿解決。
寧夏農民工工資清欠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在通報這一事件時分析，造成建筑施工領域拖欠現象嚴重的根本原因在於，該領域挂靠資質、非法分包和層層轉包普遍存在，為欠薪埋下了隱患。據不完全統計，全區建筑市場每年約有3000多個工程開工，有大量的非法包工企業大肆承攬施工，數十萬農民工主要以“口頭協議”與用工方確定勞動關系，各種隱患由此滋生。
據了解，建筑施工領域發放給農民工的工資，一般要過“四手”。第一手是項目總承包企業轉給建設單位，第二手是建設單位轉給分包的施工企業，第三手是分包的施工企業轉給層層轉包的“包工頭”，第四手是“包工頭”發放給農民工。隻要這“四手”中任何一手出了問題，農民工的工資不是被拖欠就是被挪用，甚至被“黑手”全部卷走，無從討要。
更令記者驚訝的是，這“四手”全憑當事人雙方自覺履行，沒有任何第三方監管。正因為如此，最薄弱的一環——“包工頭”向農民工支付工資環節頻頻生出大問題，形形色色的“包工頭”成了欠薪的罪魁禍首。
層層轉包之下，被挂靠單位成了農民工討薪的重災區
在近期的寧夏專項清欠行動中，自治區農民工工資清欠領導小組工作人員發現，有關寧夏建工集團的投訴數量和金額最多。截至目前，全區投訴的拖欠農民工工資金額約為2.5億元，僅建工集團一家就佔了投訴金額的36.6%，達9151萬元。
記者看到，今年以來，寧夏建工集團因拖欠農民工工資被投訴的工程有24個項目。
記者還發現，這些項目的施工單位並非一兩家公司，而是由“建工集團八分公司”、“建工集團一公司十三分公司”、“建工集團五公司十八分公司”、“建工集團二公司電力分公司”、“建工集團長龍分公司”、“建工集團華威分公司”等公司組成。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在寧夏建工集團挂靠施工的公司多達百余家，由於種種原因，造成了今年20多起拖欠案件發生。”自治區農民工工資清欠領導小組負責人說。
事態如此嚴峻，與“挂靠資質”和“層層轉包”密不可分。記者採訪業內人士了解到，所謂“挂靠資質”就是無資質或低資質施工單位利用有資質或高資質的施工單位來承接工程，並向被挂靠企業交納一定比例的管理費，這是一種由雙方私下約定且不受法律保護的行為。當前，許多項目工程被肢解分包，甚至層層轉包，需要一些施工單位來承接，而大量無資質的企業正是瞅准了這一商機，利用各種手段挂靠到有資質或資質更高的企業，從而獲得項目施工資格，這一違法現象不但屢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被挂靠企業坐等收取管理費，而不重視監管，造成了市場混亂和欠薪連鎖反應。本報記者申東
(來源:法制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