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必須大幅提高農民收入增速,認清與之相關的重大問題和關鍵因素
結合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制定農民增收戰略。在新的發展階段,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對經濟社會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上世紀60—70年代全世界達到中等收入標准的101個經濟體中,隻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13個國家和地區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數國家至今仍被擋在“高收入之牆”外。這與一個國家能否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和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從根本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高度相關。當前我國也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之牆”。借鑒國際上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我們必須堅持正確的戰略指導思想,把農民增收置於重中之重的位置,使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農民傾斜,實現農民收入增速持續超過經濟增速和城鎮居民收入增速,為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構建和諧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關注產業和就業結構變動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收入結構存在密切的內在聯系。我國工業化早期階段,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決定了農業收入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民家庭經營收入所佔比重長期保持在70%以上。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隨著工業經濟迅猛發展,農業勞動力大量向二、三產業轉移就業,工資性收入佔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上升,2012年達43.6%,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來源。工業化后期階段,隨著城鎮化加快推進,農民市民化比例逐步上升,進城落戶農民的收入將不再被統計為農民收入,因此不僅工資性收入佔農民收入的比重在達到一個峰值后會逐漸下降,而且農民收入的絕對水平也很可能被拉低。要避免農民收入增速徘徊甚至下降,就必須推動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加快增長。為此,應推動農民分工分業,一方面利用專業化帶動農業生產的規模化、集約化,使務農的收益水平達到甚至超過外出務工收入水平,同時加快培育農民專業合作社等多種形式的農業經營主體,充分發揮其示范帶動作用,優化農業資源要素配置,促進資源集約節約利用﹔另一方面推動農業轉移人口真正市民化,促使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收入結構均衡發展。
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要向農民傾斜。前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是做大經濟總量,目前已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城鄉收入差距隨著經濟總量擴張不斷擴大。發展新階段,必須在繼續做大蛋糕的同時,更加注重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分好蛋糕。應加強農民增收的頂層設計,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完善扶持政策體系。初次分配是決定收入水平的關鍵環節。在初次分配領域,應穩步提高農產品價格,建立合理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我國農業資源要素十分緊缺,而農產品價格明顯偏低。應引導農產品價格合理調整,使其反映要素稀缺程度和生產成本。同時,建立農產品價格和低收入群體生活補助聯動機制,提高各方面對農產品漲價的容忍度。在再分配領域,應有針對性地出台差別化補貼政策。新增農業補貼向主產區傾斜、向山區牧區漁區墾區傾斜、向貧困地區和邊遠地區傾斜,既充分發揮政府轉移支付的作用,縮小農民內部收入差距﹔又進一步強化政策的激勵效應,促進農業生產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
通過城鄉統籌改善農民增收的外部環境。城鄉統籌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徑。城鄉收入差距較小的上海、蘇南等地,都是城鄉統籌做得比較好的地區。建立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需要從三個層面入手。首先是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應改革農村土地參與市場交換的方式,充分體現土地的財產屬性。改革土地征收制度,讓農民更多地獲得土地開發利用的增值收益。探索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農村房屋產權平等入市流轉的路徑。其次是推進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提高農村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水平,不但可以減少農民生活開支,間接提高農民收入,而且能夠提高農民素質,讓農民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實現城鄉居民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再次是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應把固定資產投資重點轉向農村,科學編制鄉鎮村庄建設規劃,合理安排鄉鎮建設、農田保護、產業聚集、生態涵養等空間布局,完善生產生活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降低農民生產生活成本,推動農村產業發展,夯實農民增收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