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縣成小康縣后為獲財政支持申請貧困縣

劉一丁

2013年02月25日07:26 來源：新京報手機看新聞

1月13日，位於大同縣北部山區的巨樂鄉東閣老山村，這裡75%的人口收入在貧困線以下。

1月23日，大同縣政府門前。大同縣已納入連片特困區。

1月17日，靈丘縣政府大樓門前。靈丘去年財政收入在大同市的貧困縣中居首。

1月13日，大同縣巨樂鄉西閣老山村，山西省農民健身設施“全覆蓋”，也覆蓋到了這裡。

　　與放鞭炮慶祝成為“貧困縣”的地方相比，大同縣扶貧辦主任王漢斌顯得內斂，他只是在辦公室傳閱文件。

　　“身份特殊”的大同縣已“覬覦”貧困政策十幾年。

　　與“跑”下貧困縣對應，在以小康為政績的年代，大同縣申請到“小康縣”稱號。此后的十多年中，與其他縣比，大同縣發現，戴著不同的帽子，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

　　一頂貧困縣的帽子，不僅意味著大量資金、項目，還有來自各方面的支持。於是，大同縣看著“鄰居”藏富，自己開始了“逐貧”，並終於成功入列。

　　“跑下來了。”2013年1月21日，大同縣扶貧辦主任王漢斌，將一份山西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的文件，遞給辦公室的每個人看。

　　在成為“小康縣”16年后，山西大同縣終於開始享受“貧困”待遇。

　　這紙文件明確，大同縣享受“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同樣待遇。

　　在王漢斌看來，得到這一紙文件，像跑贏了一場競賽。

　　其實大同縣在2011年底已經贏了競賽。2011年底，國家確定了14個集中連片特困區，涵蓋貧困縣679個。大同縣被列入其中的“燕山——太行山”連片特困區，進入了國家扶貧對象的行列。

　　此后，2012年3月19日，大同縣新組建了一個部門——扶貧開發辦公室。原為大同縣開發辦主任的王漢斌，成為了縣裡的首個扶貧辦主任。

　　王漢斌認為，劃入連片特困區，是大同縣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

　　貧困縣能帶來的扶持，大同縣已艷羨了十幾年。如今，終於“后退”到了和鄰縣相同的起跑線上。

　　“小康”帶來求助難

　　“小康縣哪會缺這麼點錢？”大同縣退休干部梁斌龍說，小康的帽子總是會把獲得幫助的門關上

　　“你見過這麼窮的小康縣嗎？”1月13日，一名高姓出租車司機反問。

　　大同縣城面貌“簡陋”，由一條南北大街和一條東西大街構成主框架。大街兩邊是三四層的樓房，后面是成片平房。

　　大同縣距離大同市20公裡，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申請到“小康”頭銜，是大同市東部六縣中唯一的小康縣。其他五個，陽高、田鎮、廣靈、渾源、靈丘都是貧困縣。

　　大同縣認為自己是“窮人戴著地主的帽子”。大同縣扶貧辦主任王漢斌介紹，大同縣18萬人口中，有近6萬是貧困人口。北部農業人口貧困發生率在75%以上，南部65%以上。即便縣城所在地的西坪鎮，農業人口貧困發生率也在四成以上。

　　大同縣委黨校前校長梁斌龍介紹，大同每次尋求幫助，“小康”的帽子都會把門關上。他舉例，2000年左右，因房屋破損嚴重，他去省委黨校申請修繕資金，得到的回答卻是“小康縣哪會缺這麼點錢？”

　　“當時我跟省黨校領導吵起來了。”梁斌龍說，他把領導拉到縣裡看了看破房子，才申請下來。“其實我也理解他們，給貧困縣是名正言順，而給小康縣，怕有人說閑話。”

　　王漢斌說，他任大同縣開發辦主任時，申請項目、申請資金處處碰壁。“隻要是小康縣，就沒有政策扶持。小康縣甚至沒有扶貧辦，連和省市扶貧辦對接的單位都沒有。”

　　大同縣巨樂鄉東閣老山村黨支部書記?天貴也受過“小康”的傷。

　　他說，1999年前后，省計生協會有政策，做節育的家庭給扶貧資金以示獎勵。?天貴統計了村裡名單，往縣、市、省一頓跑，對方同意給12萬元。他謀劃著要用這筆錢發展養殖業，帶動村民致富。一切就緒，到省扶貧辦辦手續提錢時，工作人員一核查，說小康縣不能享受扶貧政策。

　　?天貴於是甩手回了村裡。十多年過去了，?天貴的養殖村的夢想還沒實現。

　　?天貴說他總在想，如果當時事情辦成了，東閣老山村應該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大同縣“自力更生”的同時，對於靈丘等貧困縣享受著不同待遇，都“看在眼裡”。

　　得“貧困”者多助

　　與大同縣相比，“貧農”靈丘一直得到從中央到地方的幫助，給錢，給物，給項目

　　對比大同縣，靈丘縣城顯得要“發達”。商業街上，有了各種國際品牌的體育用品專賣店。當地有人把靈丘縣城稱作“小香港”。

　　大同縣戴著“地主的帽子”，靈丘則一直是“貧農”。1985年，靈丘被山西省政府列為重點扶持的多災貧困縣。1991年1月，靈丘被國務院確定為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2001年，靈丘被國務院核定為新時期扶貧開發重點縣。

　　靈丘等貧困縣會得到“輸血式”扶助。貧困縣享受專項扶貧資金、各部門的資金傾斜和定點幫扶、財政轉移支付、政策優惠等等。

　　還會得到中央對口扶貧。靈丘縣的幫扶單位是團中央。公開報道顯示，1998年8月20日到2003年底，五年中，團中央為靈丘各項建設直接投入資金500多萬元，捐贈汽車、電腦、藥品等各類物品價值530萬元。組織實施各類項目140多個。

　　山西各省級機關則負責幫助靈丘縣下轄的貧困鄉鎮。1996年3月15日，山西省委為靈丘派駐扶貧工作隊，省體改委、建材局、貿易廳、地稅局、團省委、機電廳、科協7個廳局每個廳局幫扶1個貧困鄉。至2000年的五年期間，山西省委7廳局扶貧工作隊總投資1355.10萬元。

　　大同市委從1996年開始派出工作隊，市發展計劃局、財政局、民政局等約20個單位在靈丘縣定點包村扶貧。

　　這個時期的大同縣，剛剛戴上小康的帽子。不但與扶貧政策無緣，小康縣的各項配套支出還帶來沉重負擔。

　　貧與富的歷史伏筆

　　當年別的縣沒要小康“榮譽稱號”，但大同縣要了。由此，不同的政策“命運”開始

　　提起戴了16年的“小康縣”帽子，大同縣很多人覺得是當時的領導為了政績“瞎胡鬧”。

　　退休干部梁斌龍回憶，大同縣約在1996年成為小康縣。大約1995年的時候，時任縣委書記申報的，批下來的時候已是新的縣委書記繼任。

　　大同的“小康”，背景是1990年代全國刮起的小康風，小康縣是典型，成為小康是一種榮譽和面子。

　　王漢斌回憶，當時大同縣的日子確實比鄰縣好過一些。大同縣是純農業縣，人均耕地較多，從農業收入看，要高於鄰縣。大同縣另外的收入來源是煤炭。因靠大同市東側，大同縣成為煤炭輸出交易重地，境內有兩個煤檢站。大同縣人搞運輸和倒賣煤炭，收入頗豐。

　　按《山西統計年鑒》，1996年，大同縣國內生產總值4.6億元，處於當時東部縣的中游。大同縣人口少，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861元，在大同市轄的7個縣中排名第二，僅次於煤炭大縣左雲。

　　梁斌龍回憶，按統計數字，在一些主要指標上，當時大同縣確實達到了小康標准。例如當時小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標准規定的是2500元。不過他也認為，當時小康縣的16個標准中，有一些大同縣是不符合的，但當時的統計數據都迎合了小康。　　1996年，大同縣地方財政收入3738萬元，支出6590萬元。收不抵支。

　　梁斌龍回憶，當時各地小康縣也有名額指標，陽高縣也是小康縣的候選。雖然按統計數字，陽高縣當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190元，處於小康標准之下。梁斌龍說，當時陽高縣繼任的書記堅決沒有要小康縣的稱號，而大同縣要了。

　　指標拔高經濟落后？

　　數據上，大同縣經濟指標節節拔高，當地干部稱，這是領導們硬著頭皮加上去的

　　大同縣成為小康縣時，梁斌龍正在一個鄉鎮當干部。

　　“1996年之前，省裡每年要補貼每個鄉鎮65000元，成為小康縣之后，補貼取消，每年還要上繳65000元。”他說，“小康”之后，大同縣開始了苦日子。

　　最難的是工資，鄉鎮的工資要自己籌集。縣裡行政人員的工資往往一拖半年，每年都要開會討論工資問題。

　　梁斌龍說，當時，小康縣下面要設小康鄉鎮，鄉鎮下面設小康村。發給鄉鎮的小康牌子，被干部藏起來，怕挂出來老百姓罵街。

　　大同縣的七成財政收入靠煤炭流通，到2000年左右，隨著煤炭資源整合，相應企業關停，地方性稅收大量減少，等於砍掉了大同縣一隻臂膀。

　　梁斌龍說大同縣成了真正的貧困縣，不過統計數字還是顯示連年上漲。1996年財政收入3738萬、2000年財政收入4974萬……2012年，3.3億。

　　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數字也年年遞增，到2011年達4600元，遠遠高於國家扶貧政策規定的低於2300元的標准。

　　“如果靠種地就能小康，雁北地區的人就不走西口了。”巨樂鄉東閣老山村黨支部書記?天貴說，他家在村裡算中等以上家庭了，像2012年這樣的好年景，人均收入也就2000出頭，平常的年份則遠不如。

　　東閣老山村在大同縣的北部山區，75%的農業人口收入在2300元標准之下。

　　一名當地官員認為，當年大同縣為了入選小康，“提高”了各項經濟指標，此后的歷任領導不想看到自己任期內指標下降，硬著頭皮一年年加上去。

　　根據中國經濟周刊報道，無力完成GDP指標任務的大同縣隻能把市裡設在其境內的工業園區固定資產投資等計入其中，事實上那些與大同縣沒有一點關系。

　　“我們是貧農戴著地主的帽子，而人家是地主戴著貧農的帽子。”梁斌龍說。

　　近10年來，受益於鐵、錳、金等礦產開發，靈丘迅速成為發展強縣，2012年，靈丘縣的財政收入5.5億元，在大同市的5個貧困縣中經濟實力居首，遠超大同縣的3.3億。

　　一名靈丘縣政府工作人員透露，之前，靈丘有過要被摘掉貧困帽子的傳言，曾令該縣領導干部焦慮萬分。

　　“窮帽子”大實惠

　　隨著國家扶貧力度加大，“貧困”的名頭被爭奪。很難算清，一個貧困縣到底得到多少扶持

　　記者採訪中，大同當地有官員稱，因為怕被摘掉貧困的帽子，在經濟統計數字上，一些縣會刻意“藏富”。

　　在靈丘縣，記者問一名政府工作人員該縣統計數字是否真實。他沒正面回答，而是講了個別的地區的例子。他說，在某市礦區，一個煤礦大縣一年產值百億，但從來不敢報那麼多，隻報幾個億，因為是國家級貧困縣。

　　2011年的調整中，靈丘依然是扶貧開發重點縣，被列入燕山——太行山貧困片區。

　　隨著經濟發展，國家扶貧力度加大。根據201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新進展》白皮書，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扶貧的財政投入，從2001年的127.5億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349.3億元。

　　這種背景下，貧困縣能得到更多幫扶，“貧困”的名頭也因此成為被爭奪的“香餑餑”。

　　十年中，中央和地方累計投入扶貧資金2043.8億元，其中投向貧困縣1457.2億元，佔到總投入的71.3%，縣均1.36億元。

　　現任大同縣扶貧辦主任的王漢斌，算了一筆賬，貧困縣每年在保障房一項上的支持資金2000萬到3000萬，扶貧專項資金1300萬，財政轉移支付兩個億。這些外來注入資金相當於一個縣的又一個財政收入。

　　專項扶貧資金之外，貧困縣獲取的國家轉移支付力度很大，包括公務人員工資、重要產業項目的稅收減免、優惠補貼等等。一名長期從事扶貧工作的負責人透露，一般，一個貧困縣可能會獲得國家1億-2億的轉移支付。

　　此外，按國家規定，中央各部門對貧困地區的政策適當傾斜。水利、交通、電力、教育、衛生、科技、文化、人口和計劃生育等各個部門，對於貧困地區都有資金投入。

　　有了“國家級貧困縣”的名頭，各縣在各部門爭取投入也就名正言順。不過，貧困縣能得到的資金多少，需要看各縣的項目申報情況。

　　國家給予貧困縣的幫助是各方面的，例如招商引資方面都有一定優惠，貧困縣還能得到大量貼息貸款。

　　除了國家和省裡，每個市也對貧困縣有幫扶，例如2011年大同市共投入8706萬扶貧資金，渾源縣作為被納入特困區的貧困縣，得到3600萬，其他貧困縣，靈丘、廣靈、陽高等，也在千萬元以上。

　　1月30日，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林萬龍說，很難算清楚貧困縣與非貧困縣所受到幫扶力度的真實差距，因為幫扶是多渠道的。

　　成功“返貧”獲資助

　　新晉為貧困縣后，大同縣已經跑下來了一筆一千多萬元的資金發展黃花產業

　　發展了的貧困縣被認為努力藏富，“小康”的大同縣，則看到了一頂貧困的帽子能帶來的實惠，努力爭取“貧困”。

　　王漢斌介紹，2003年劉俊雍任大同縣縣委書記時，就不斷向省裡跑，2005年，大同縣成了財政轉移支付縣，當年轉移支付1710萬元，2010年財政轉移支付1.37億元。

　　2008年起，繼任的縣委書記王鳳瑞又繼續跑政策。

　　針對部分扶貧開發重點縣脫貧后不“摘帽”的現象，國家將確定貧困縣的權限從中央下放到地方各省、區、市。

　　大同縣曾寄希望於“局部調整”。因為貧困縣的總數不變，想要進入“貧困縣俱樂部”，就意味著要擠掉一個。

　　大同市的貧困縣中，靈丘經濟實力居首。但貧困縣的帽子誰都不願摘。“暗戰”在所難免。

　　王漢斌認為，跑政策的雖然是縣政府為主體，實際上是在拼“領導的個人資源”。

　　大同縣的努力得到了回報。2011年底，燕山——太行山連片特困區，大同縣是山西省唯一以非國家級貧困縣身份入列的縣。

　　劃入了連片特困區，大同縣依然“心裡不踏實”。2013年1月，王漢斌再隨縣委書記王鳳瑞去了省城，去山西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

　　按王漢斌的理解，“片區”裡的縣，應該享受“同等貧困”的待遇。但畢竟沒叫“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

　　1月16日，在太原跑了半個月后，王漢斌與王鳳瑞終於拿到了享受“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同樣待遇的文件。

　　“有了這個文件，就好辦了。這就是尚方寶劍。”王漢斌終於有了底氣。

　　戴上貧困的帽子之后，按照扶持貧困縣“一縣一業”的要求，大同縣從省扶貧辦跑下來了1000多萬元資金發展黃花產業。1月18日，大同縣舉辦黃花產業推介會，要力爭將黃花產業做大做強。

　　1月21日，王漢斌接到了國家工信部中小企業局一個處長的電話，工信部要派人到大同縣接洽扶貧事宜。

　　資金、項目，開始注入這個新晉的貧困縣。

　　貧困縣有啥好處？

　　財政支持　2001-2010年，中央和地方財政投向國家貧困縣和省級貧困縣的專項扶貧資金共有1457.2億元，佔總投入的71.3%，縣均投入1.36億元人民幣。

　　10年專項扶貧總投入

　　貧困縣投入1457.2億元 71.3%

　　其他扶貧投入 28.7%

　　2010年中央財政綜合扶貧投入

　　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 222億元

　　支持少數民族地區、邊境地區等貧困地區發展的轉移支付資金 118億元

　　支持農村貧困地區發展的農業生產 619億元

　　支持農村貧困地區改善民生的投入 566億元

　　稅收減免

　　對貧困地區屬於國家鼓勵發展的內外資投資項目和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項目，進口國內不能生產的自用設備，在規定范圍內免征關稅。

　　企業用於扶貧事業的捐贈，符合稅法規定條件的，可按規定在所得稅稅前扣除。

　　以工代賑

　　用於與貧困地區經濟發展和農民脫貧致富相關的農村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包括縣鄉村公路、農田水利、人畜飲水、基本農田、草場建設、小流域治理等。

　　2001年至2010年，中央政府累計投入以工代賑資金550多億元人民幣。

　　金融服務

　　扶貧貼息貸款政策

　　自2011年開始，項目貸款按年利率5%給予貼息，到戶貸款按年利率7%給予貼息。從2001年至2010年，中央財政累計安排扶貧貸款財政貼息資金54.15億元人民幣、發放扶貧貸款近2000億元人民幣。

　　小額信用貸款

　　小額貸款對象從傳統農戶擴大至農村多種經營戶、個體工商戶以及農村各種微型企業﹔小額貸款額度在發達地區可提高到10萬-30萬元，其他地區提高到3萬-5萬元﹔貸款期限可延長到3年。

　　殘疾人康復扶貧貸款項目

　　自2011年開始，中央安排康復扶貧貸款指導性計劃從每年不少於8億元調整為每年不少於10.3億元。

　　項目貸款的扶貧效益應保証平均每3萬元貸款扶持一個殘疾人或家庭穩定脫貧三年以上。

　　人才保障

　　鼓勵和保障各行業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行業人員和志願者到貧困地區服務，引導大中專畢業生到貧困地區就業創業。

　　“西部計劃”將志願者基礎生活補貼調至每月1000元，綜合保障險保費標准提高為350元。

　　河南省“貧困縣計劃”志願者享受生活補貼800元/月(專科)、900元/月(本科)。服務期滿考核合格，3年內報考省內高校研究生，總分加10分。

　　外資扶貧

　　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先后與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和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家以及國外民間組織在扶貧領域開展減貧項目合作。截至2010年，扶貧領域共利用各類外資14億美元，共實施110個外資扶貧項目，覆蓋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的20個省(區、市)300多個縣，使近2000萬貧困人口受益。

　　教育支持

　　雨露計劃

　　“十一五”期間，通過職業技能培訓，幫助500萬左右經過培訓的青壯年貧困農民和20萬左右貧困地區復員退伍士兵成功轉移就業﹔通過創業培訓，使15萬名左右扶貧開發工作重點村的干部及致富骨干真正成為新農村建設的帶頭人﹔通過農業實用技術培訓，使每個貧困農戶至少有一名勞動力掌握1—2門有一定科技含量的農業生產技術。

　　高考定向招生

　　從2012年開始，“十二五”期間，每年在全國普通高校招生年度計劃總增量中安排1萬名左右本科招生計劃，面向國務院確定的21個省(區、市)的680個貧困縣參加全國統考的考生，實行定向招生。學生參加全國統一高考，實行單報志願、單設批次、單獨劃線，在本科提前批結束后、本科一批開始前錄取。

　　社會扶貧

　　定點扶貧

　　定點幫扶單位主要包括中央和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事業單位、國有大型骨干企業、各民主黨派中央等。2011年底，參與單位272個，受幫扶縣481個。從2002年至2010年，直接投入資金90.9億元，幫助引進資金339.1億元人民幣，培訓各類人員168.4萬人次。

　　各省區市定點扶貧

　　從2007年到2009年，各省直單位對幫扶地區直接投入資金98.2億元。

　　東西協作扶貧

　　自1996年開始，中國政府安排東部15個經濟較發達省、市與西部11個省(區、市)開展東西扶貧協作工作。

　　社會組織、民間團體、私營企業扶貧活動

　　共青團中央大學生志願服務西部計劃暨中國青年志願者研究生支教團

　　全國婦聯母親水窖、春蕾計劃

　　中國殘聯農村貧困殘疾人危房改造項目

　　中國青年基金會希望工程

　　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幸福工程

　　中國扶貧基金會小額信貸、新長城自強項目、愛心包裹

　　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山西長治治水項目

　　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光彩扶貧工程

　　“有地方趕農民上樓，造城鎮化假象”

　　城鎮化有利於減輕貧困，提高進城人口和家庭收入﹔扶貧模式要從救災式扶貧向產業扶貧轉變

　　對話動機　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其重要一步應是解決農村貧困問題。作為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一個方式，城鎮化能否發揮其減貧功效，其間又會遇到哪些問題？新京報記者對話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副會長林嘉騋、國家發改委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馮奎。新京報記者李超福建福州報道

　　“有貧困地區捧著金碗討飯吃”

　　新京報：你到過最貧困的地方是什麼樣？

　　林嘉騋：目前貧困情況還是相當嚴重，河北阜平距北京僅兩三百公裡，不過，我們也是看到了習近平總書記的發言之后，深受震撼。我們去內蒙古赤峰農村，走進農戶家裡，什麼家電都沒有。廣東粵北地區也存在貧困，沿海地區也存在差距。

　　去調研時也發現，並不是所有貧困地區都會把百分之百的扶貧款用在農民身上，有些地方甚至會拿扶貧款用來發工資。

　　還有一些地方，為了扶持農民發展畜牧，用扶貧款買來牛羊，送給當地老百姓。但培訓跟不上，老百姓的牛羊很多死了，很多家庭因為沒東西吃，就把牛羊宰了，用作下酒菜。

　　新京報：目前國家對貧困地區的資金投入情況如何？

　　林嘉騋：中央財政給國務院扶貧辦扶貧款投入是370億。這個投入每年都在增加。但光靠政府部門力量是遠遠不夠的。

　　過去的傳統扶貧模式要改變。要從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轉變，救災式扶貧向產業扶貧模式轉變，悲情式扶貧向快樂式扶貧轉變。

　　新京報：一些地方脫貧的困難是什麼？

　　林嘉騋：一方面，地方政府和老百姓思路問題，很多貧困地區資源豐富，有豐富的土地資源、地下礦產資源，卻捧著金飯碗討飯吃。總體感覺，一些貧困地區官員文化素質跟不上，思想也不夠開放。

　　習總書記訪問的阜平，有十幾萬畝紅棗林，當地用紅棗制成紅棗酒，一般賣不了好價錢。后來，農科院專家去了，發現酒廠造酒剩下紅棗渣，可以做成很好的保健食品，有美容、降血壓等功效。春節后，還有專家去調研，准備通過產業扶持，招商引資，進行科技扶貧。

　　另一方面，國家政策引導不夠。比如東部沿海有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當時政策引導，中西部農民去東部打工，逐漸出現一些問題，比如農民工戶籍制度、留守老人、春運交通等社會問題。

　　新京報：有貧困地方“藏富”，拼命爭取“貧困”，把拿到貧困身份當政績，為什麼？

　　林嘉騋：因為國家會有財政支持和政策扶持，這會養成一些地方等、靠、要的懶漢思想。同時，這與中組部考核地方官員的標准有關，中組部對地方官員的考核以GDP來衡量，一個官員在地方3-5年，隻有GDP上去了，他們才能提拔。

　　所以，GDP發展中有多少是實體經濟收入、有多少是房地產收入，建議劃分出來，這種評價效果就好很多，還可以建立干部交流制度。

　　“讓貧困者有工作才是脫貧之道”

　　新京報：造血式扶貧如何讓貧困地區產生造血功能？

　　林嘉騋：貧困地區通過產業扶貧來脫貧，不是簡單送錢。國家層面進行的財政支付方式，最多隻能解決溫飽問題，要真正富起來，還是要靠自己的雙手。

　　發展產業不一定是發展工業，也可進行農業產業化，發展旅游業。很多地方抱怨沒有資源，但西北有個叫張賢亮的人，他以“出賣荒涼”出名，打包黃土地文化，專門在西北搞了影視城，很多電視影片都是從那裡拍出來的。這些資源在當地都有，可以是當地的生態、民俗、宗教以及紅色文化。我認為，讓貧困地區的農民有工作、有收入才是脫貧的根本之道。

　　新京報：一些地方嘗試移民扶貧，會有什麼風險？

　　林嘉騋：資源匱乏的地方，比如山頭幾戶人家，本身可以利用的資源很少，這些家庭的扶貧就比較困難，經費高，給他們修路、通電、通電話都不劃算。這種搬遷式扶貧運作是有技巧的，需跟城鎮化結合在一起，但不是簡單鼓勵大部分移民往東部沿海地區遷移。

　　新京報：城鎮化建設是怎樣的路徑？該如何操作？

　　林嘉騋：以前叫做城市化，給人誤導，所有人都向大城市去打工。國家層面公共資源分配也要向中西部傾斜，進行醫療、教育等體制改革，以后中西部的農民為了治病，就不會千裡迢迢來到東部發達區域的醫院。

　　城鎮化后，很多農民會失去土地，要利用國家政策，有創業渠道。農民失去土地后，有自己的工作，有謀生本領，穩定民心。所以，鼓勵東部沿海地區的企業家到中西部投資，與當地資源挂鉤。地方政府也應制定優惠政策，招商引資。

　　“不顧現實條件讓農民上山造城”

　　新京報：在十八大報告中，城鎮化被著重提出，你怎麼看通過推進城鎮化建設來扶貧這種方式？

　　馮奎：城鎮化從總體上來看有利於減輕貧困。但城鎮化的發展如果推進方式不恰當，某些方面會加重局部貧困現象。

　　目前，中國貧富差距十分嚴重。面積最大、影響人數最多、最為深刻的貧富差距發生在城鄉之間，在減輕貧困方面，城鎮化無疑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措施。

　　當然，也不能忽視，城鎮化也可能會加重部分人群之間的貧困對比。

　　新京報：城鎮化會加重貧困對比，怎麼理解？

　　馮奎：中國離高度城鎮化的狀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未來20年，按年均0.8個百分點的城鎮化增長速度，中國每年還要有近千萬農民進入城鎮，總人數會有2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