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帶來推動契機 戶籍改革遠水多久能滅近火

　　戶籍改革：遠水多久能滅近火

　　為了買一套上世紀80年代的二手房，在上海一家民營企業工作了近6年的陳女士折騰了很久。

　　“首先，我和我先生不得不打破原先的計劃，提早去領結婚証，還得算上雙方父母溝通的時間成本。其次，我和我先生要各自抽時間回老家，到當地有關部門開具無房証明。由於我先生在老家有房產，還得花費開支將他名字從房產証中移除。再次，我們又分別在單位、上海的社保部門開具收入証明和社保繳費証明。”5月7日，陳女士對《國際金融報》記者介紹，“前前后后經過兩個月時間，才終於用首付將這套老房子拿下。”

　　在她看來，紛繁復雜的手續雖然是現行的房地產政策所致，“但我也偶爾感慨，如有上海戶籍，程序還會這麼煩嗎？”

　　對於陳女士來說，稍感欣慰的消息是，5月6日，國務院有關會議再次強調，“要圍繞提高城鎮化質量、推進人的城鎮化，研究新型城鎮化中長期發展規劃。出台居住証管理辦法，分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完善相關公共服務及社會保障制度。保護農民合法權益。”

　　不過，有關專家昨日在接受《國際金融報》採訪時強調，“在城鎮化大背景下，中國的戶籍制度肯定將朝更有利於社會公平正義的方向改進。但這個過程肯定是漸進式的，且肯定會在縣級市、地級市不斷試點、深化，而真正要打破大城市的戶籍問題，或許還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

　　城鎮化契機

　　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隨后的發展中，又產生了“常住”、“暫住”、“遷出”、“農村戶口”、“非農戶口”等一系列耳熟能詳的戶籍概念。但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逐漸有兩億多人在戶籍所在地之外的城市學習、工作或創業，他們也愈發感到了現行戶籍制度的不便利。

　　“房子是第一件麻煩事，之后，或許還得為子女教育、醫療等煩惱一把。”陳女士說。

　　“現在來看，實施了50多年的戶籍概念確實顯得不太合時宜。”調研多年戶籍制度改革的區域經濟專家徐長樂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簡單的例子，即使你開車技術再好、對路線再熟悉，假如你不是上海戶口，就沒法在上海的出租車行業開車。拋開政策因素，這客觀上剝奪了一部分外來務工人員打工賺錢的權力。”

　　縱向比較，不得不承認，中國官方確實在推進改革。2001年，《關於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就提出了縣級市戶口遷徙標准，但范圍還相對較小。2010年，戶籍制度改革又被列入當年的九大重點改革任務之一，隨后還於2012年2月23日出台了《關於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在縣級市之外，又加上了“設區的市”開放戶籍遷徙。

　　“在此基礎上，現在戶籍改革實際上迎來了更好的推動契機——中國城鎮化。”徐長樂認為，“官方多次強調，城鎮化是人的城鎮化。那麼，就必然會推動兩方面的改革，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和戶籍制度改革。”

　　1月15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國家糧食局調研時強調，“要深化企業、財稅、金融、戶籍、土地管理制度、價格等改革，釋放發展的巨大潛力、源頭活力和持久動力，最終使人民尤其是廣大農民得到紅利、收到實惠。”在去年12月底，李克強也說，“推動城鎮化，把農民工逐步轉為城市市民，需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為戶籍減負

　　那麼，又該如何用好城鎮化帶來的改革契機？

　　有觀點認為，戶籍制度改革的根本，就在於剝離附加在戶口背后的各種利益，“把隱藏在戶口之后的勞動、人事、工資、物價、教育、衛生、社會福利等諸多制度與戶口脫鉤”。

　　《人民日報》2011年的觀點與之類似。“接下來的戶籍改革，關鍵是給戶籍‘減負’，逐步剝離附加在戶口上的諸多利益，降低其‘含金量’，通過推進與戶籍挂鉤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相關領域的配套改革，實現政府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均等化。”

　　“僅站在大城市的視角看，目前確實在剝離，如異地高考在少數城市已經開放，社保體系也在逐漸全國聯網。”徐長樂說，“但不能忽視的是，中國就上海、北京、廣州等幾個大城市，且仍有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口流向這些城市。因此，各方面資源過度集中的現狀很難在短時間改變。”

　　《人民日報》援引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杰華的話稱，就現狀而言，中國中小城市的投入明顯不足，“如不能解決投資取向的問題，人口過度向大城市集中的狀況不能得到改善，戶籍所附帶的社會福利屬性無法根除”。

　　對此，徐長樂認為，現在較為可行的舉措是，“以條件換條件”。

　　“一方面，完善現行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將其與戶籍制度一定程度的捆綁。在為城鎮化做貢獻的同時，獲得理應的城市戶口。”徐長樂說，“另一方面，除了已可以通過買房落戶等手段解決落戶問題的縣級市和部分地級市之外，大城市仍須設定必要的‘門檻’。比如，當外來人員確實為城市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就應該給予戶籍的獎勵。因為，一旦不設置門檻，不僅城市財政難以負擔，對父輩和祖輩為上海作出犧牲和貢獻的上海本地居民，也不完全公平。”

　　但隨之而來的爭議是，一方面，地方政府和中央財政有沒有足夠的財力來完成農民向城市居民的轉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測算》課題報告稱，推動城鎮化，一個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為8萬元，而現在中國卻面臨著地方債的風險﹔另一方面，設定的門檻又該怎麼鑒別，如何權衡外來務工者、本地居民的利益訴求。

　　對此，一位來自境外的觀察人士曾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說，在紛繁復雜的利益面前，中國戶籍改革隻可能“是漸進式的”，不會一蹴而就，但相關部門仍須有堅決改革的決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何宇鵬則對媒體表示，今后可以通過實施居住証制度，梯度賦權，逐步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實施居住証制度，要固化農民工已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按居住証持有年限，逐步增加未享有的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居住証持有到某年，無論落戶與否，即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基本公共服務”。

　　而業內人士認為，最關鍵的還是“由說到做”，真正切實地進行戶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