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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玉貴:構建中美新興大國關系的經濟核心

章玉貴

環視當今世界,美國是對趨勢變遷最為敏感的國家,也從來不缺戰略大師,同時還是把金融這個財富切割器運用得爐火純青的國家。美國人當然是不無擔心的,自2009年7月啟動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以來,短短四年間中國就在經濟規模上大大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
2013年07月11日09:19    來源:中國証券網-上海証券報    手機看新聞

章玉貴

無論是擴大貿易和投資合作,還是促進結構性改革和可持續平衡發展,乃至極為敏感的全球金融市場穩定與改革,金融監管改革和加強金融跨境監管合作,此輪中美經濟對話都迫切需要兩國代表展現出應有的國家智慧,在全球經濟依然存在巨大不確定的情勢下,展現兩國在今天面對的全球責任。

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正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由於這是兩國政府換屆后外交與財經決策團隊首次全方位對話,不免給了外界一些想象空間。從中美此輪經濟對話涉及的三大議題來看,無論是擴大貿易和投資合作,還是促進結構性改革和可持續平衡發展,乃至極為敏感且重要的全球金融市場穩定與改革,包括中美金融監管改革和加強兩國金融跨境監管合作等議題,都迫切需要兩國代表在戰略互動中展現出應有的國家智慧。作為構建中美新興大國關系的核心內容之一,如何在全球經濟依然存在巨大不確定的情勢下,展現中美這兩大經濟體的全球責任,促進雙邊互利合作,顯然是高難度命題。

環視當今世界,美國是對趨勢變遷最為敏感的國家,也從來不缺戰略大師,同時還是把金融這個財富切割器運用得爐火純青的國家。在美國的戰略家們眼中,經濟總量已不足全球四分之一的美國,越來越難以擔當全球經濟“穩定器”的角色,但因為握有機制化霸權,掌握了最為重要的金融符號與金融規則,即便是在風狂雨驟的2008年,還是保住了美元的全球本位幣地位,並且通過極為敏感的金融傳導機制,將歐元拖下了水,甚至還借此鞏固了美元的地位。此后,無論是白宮與國會之間心照不宣的債務上限談判,還是已連續數輪的“量化寬鬆”政策,本質上都是美國吃准了全球經濟對美元的依賴,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邏輯框架下,對外轉嫁風險並向各國分攤危機成本並以此扭轉被動局面的政策安排。看看道瓊斯指數一路攀升到15000點,對比上証綜指徘徊於2000點的窘狀,再看看國際金價暴跌的幕后推手,以及旨在重寫世界貿易規則,整固美國經濟霸主地位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和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的談判啟動與進程加快,無不凸顯出美國綜合運用多種力量工具及早布局國際經濟金融秩序變遷的戰略眼光與手筆。

在今天這個不確定的世界裡,我們尤其需要洞悉大趨勢。而從全球經濟、金融競爭與秩序變遷的視角來看,美國冀望通過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這個平台,在適當分攤全球責任給中國的同時,達到延長美元紅利期的目的。

美國人當然是不無擔心的,自2009年7月啟動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以來,短短四年間中國就在經濟規模上大大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2009年,中國的GDP為4.92萬億美元,美國的GDP為14.33萬億美元,美國經濟規模是中國的2.9倍﹔而到了2012年,中國的GDP為8.25萬億美元,美國的GDP為15.67萬億美元,中國經濟規模已經升至美國的52.5%。在貿易領域,如今在規模上中美實已旗鼓相當。不出意外的話,預計中國今年有可能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至於中美雙邊貿易,2012年,中美雙邊貿易總值達到4846.8億美元,兩國在經濟上早已高度相互依賴。不過,美國人心裡還有他們的算盤,盡管這幾年中國在經濟規模和貿易實力方面大幅追趕美國,但中國猶如速生林,長勢快,不結實。而中國基於經濟實力成長而要求提升國際經濟話語權的訴求能否得到滿足,卻要看美國的臉色。

確實,在當今全球幾乎所有的重要經濟領域,中國均無法佔據價值鏈的核心環節。中國一向引以為傲的制造業,某種意義上是將代工(OEM)放大到極致的產物。中國重要產業的核心技術嚴重對外依賴或者說對美國企業依賴﹔中國看起來長勢喜人的金融業,其系統性風險正不斷累積,高盛等美國金融資本已將觸角滲透到中國金融業的內核﹔多年來一直“享有”對美貿易順差的中國外貿,某種意義上是以資源的大幅透支和數百萬計的產業工人的辛勞換來隨時可能貶值的綠票。中國持有1.26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既是中美不平等經濟分工的產物,也是中國間接支持美元進而幫助美國延長美元紅利期的實際行動。更深層次的憂慮還有,調整中的中國經濟,如今不僅面臨既有增長模式負效應的不斷表達與發酵,還面臨“中國式斷崖”的危險。一旦系統性經濟與金融風險爆發,中國經濟追趕美國之勢不僅有可能戛然而止,還有可能在失去比較優勢的同時錯過打造競爭優勢的時間窗口。

因此,國家之間的戰略競爭從來不相信浪漫。全球范圍內的金融競爭與產業變遷正將中國推到與美國全面戰略競爭的前台。不錯,當前依然嚴酷的金融生態以及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表明二戰以來作為全球經濟“穩定器”的美國,越來越難以為全球經濟發展提供安全與可持續的制度環境。相應的,全球經濟治理的機制設計與秩序重建也比戰后任何時期都更加迫切。但是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改革注定是多維的戰略博弈,既需要重大事件發酵提供的時間窗口,更需要替代力量工具的發育。而相應的力量工具,顯然很不成熟。

以中國今天的經濟實力和發展態勢,已被美國認定為高價值競爭目標。從國家利益競爭的視角來看,推進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全面互利中美經濟伙伴關系,實則是在戰略競合框架下如何構建中美經濟關系。美國可以在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在不損害國家實質利益的前提下,讓渡一些次要利益給中國,但美國維護戰略利益的決心是不會改變的,而且短期內美國也有足夠的手段來維護既得利益。因此,中國決不能簡單適應美國主導的國際規則,而應遠圖長慮,拿出一套前瞻性的國家競爭戰略,切實提升戰略層面的經濟競爭力。在做強經濟與金融力量工具的同時,盡全力提高與美國戰略博弈的水平。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

(責編:賈興鵬、李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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