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神病人重症者超1600萬人 僅不足12萬住院

　　5月7日，洛川兩歲兒童被一名有精神病史的男子毆打的事件，使得人們再次關注到精神病人的生存現狀。

　　法律規定，對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應當責令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必要時，由政府強制醫療。

　　2011年，我國重症精神病人已超過1600萬，住院治療的不超過12萬。想把1600萬這個龐大群體關到“籠子”裡，對個體家庭來說，無疑是不能承受之重。

　　5月7日，洛川兩歲兒童被一名有精神病史的男子毆打的事件，使得人們再次關注到精神病人的生存現狀。2011年，我國重症精神病人已超過1600萬，而住院治療的不超過12萬。其中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病患者，成為社會公共安全的潛在危害者。2011年，有統計稱：精神病患每年造成的嚴重肇事案件超過萬起。

　　法律規定，對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應當責令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但要想把1600萬這個龐大群體關到“籠子”裡，對家庭來說，無疑是不能承受之重。那麼，誰來完成精神病人的救贖？

　　家有『武瘋子』不能承受之重

　　華商報劉燕

　　西安東郊長樂坡一座老式的紅磚牆家屬院裡，年逾60歲的國企退休工人王晉（化名）牢牢地記著一個名叫“李斌”的男子的故事—2010年7月13日，寶雞眉縣人李斌，在家人的注視下，被父親和弟弟用繩子勒死。

　　在被親人弒殺前，李斌一直過著被家人和鄰居稱做“隨心所欲”的日子。不勞作、對親情沒有感覺、易暴、易怒，口中經常會流露要殺人的言詞。在常人眼裡，他簡直就是個“瘋子”，而實際上，他是被稱作“武瘋子”的重症精神病人。在李斌放言要殺死弟弟之后，為了怕他真的做出這樣殘忍的事情，家人不得不先將他殺死。

　　這個悲劇讓王晉刻骨銘心。為了不讓李斌的故事重演，他們26歲的兒子欣欣（化名）已經三年沒有下過樓。欣欣也是一個精神病患者。

　　惡狠狠地踩死流浪貓 嚇得路人差點報警

　　王晉不讓欣欣下樓，一是欣欣現在畏懼接觸外界不願意下樓，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欣欣有暴力傾向。

　　三年前，欣欣在樓下惡狠狠地踩死了一隻流浪貓，嚇得路人差點報警。還有一次，他拿起一塊磚頭砸了路邊的清潔工，王晉和自己的妻子不僅給對方看病，苦口婆心給說盡好話，對方才沒有報警。

　　從小，欣欣性格就顯得有些不正常，但那時工作忙的王晉並沒有覺得有多大的問題，“只是覺得孩子說話比較沖。”欣欣上到高中時便退學在家，那時的王晉和妻子已經明顯感覺到欣欣在精神上的問題比較嚴重。

　　欣欣上學時成績很差，他在學校和誰都不說話，回到家裡隻對王晉夫妻發火，還動不動砸東西。直到后來，欣欣走路時自言自語，一個人回家面對著牆自言自語，還時不時搬起椅子砸牆時，王晉才和妻子帶孩子去看病。在精神病醫院，欣欣被判定患有精神分裂症，而且有嚴重的“迫害妄想”傾向。

　　欣欣開始服用大量的精神用藥。那時，欣欣還能夠出門，偶爾一個人在樓下晒太陽。直到有一天，在樓下晒太陽時，他撿起硬物砸人家一樓的窗戶。鄰居們害怕，便告到了居委會。

　　每月近4000元治療費“住院治療想都不敢想”

　　那段日子，王晉和妻子徹夜睡不著。他們不是沒想過讓欣欣住院治療，但每月近4000元的治療費讓他們望而生怯。王晉和妻子都是老國企的退休職工，兩人每月工資加起來不足6000元，而且雙方父母尚在，“住院治療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控制欣欣不到戶外活動，但這個辦法並不奏效，有一次，妻子想攔住欣欣不讓下樓，欣欣順手抄起水杯砸向媽媽，幸虧王晉在家，否則不知道情緒激動的欣欣會做出什麼更過分的事情。從那以后，欣欣的房間門被換成了朝外反鎖的鐵門，窗戶也被加固起來，欣欣情緒反常時，王晉就將他反鎖在他自己的房間裡，任由欣欣砸牆摔東西。

　　這是三年前的事情，現在多數時候，欣欣習慣於呆在自己的房間裡，因為長年晒不了太陽，欣欣的皮膚白皙透明，有時候半夜，欣欣拼命想打開房間門，打不開時，就在房間裡罵人，直到天亮才睡覺。每當這時，王晉和妻子就在隔壁的房間裡流眼淚，他們不知道等他們老了，欣欣會怎麼樣，“國家會負擔欣欣這樣的病人嗎？”他們多麼希望欣欣還能像以前那樣下樓，“但他傷了人怎麼辦？”

　　自從退休，王晉非常關注精神病人傷人的事件，每一期惡性公共事件發生后，他和妻子那幾天都會失眠。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對欣欣是有所登記的，也會免費發放一些精神用藥，但這些都不能真正幫助到這個有精神病人的家庭。王晉也打聽過類似於他這樣的家庭，有些家庭的情況比他的家庭更嚴重，現在，他和妻子也隻能以此來安慰自己，“這個家也許還沒那麼糟糕。”

　　一根鐵鏈隔絕了整個世界 但“不上鎖怎麼辦”

　　西安北郊福安花園小區，一根鐵鏈將36歲的方林（化名）栓了四年，在這之前，方林所在的社區服務中心醫務人員曾做通家長的工作為其開鎖，但不超過兩天時間，方林再次被上鎖。

　　“不上鎖怎麼辦？”方林42歲的姐姐一講到弟弟便淚流滿面，自從弟弟的精神病情惡化，作為姐姐的方冉（化名）就再也沒有安過心，父母歲數已大，根本無法照顧不僅有暴力傾向且總是亂跑的弟弟，一根鐵鏈不僅拴住了弟弟，也隔絕了這個家與外界的聯系。

　　方林不說話時看不出有什麼異常，但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就會抄起東西傷人。自從弟弟被拴起來后，方冉就再也沒有讓孩子和愛人來過父母家。這哪裡還像個家，方林住的房間裡基本是漆黑的，為了保証方林的安全，能夠照明的東西一律被卸下。

　　早在三年前，這個家就沒什麼家具了。不是沒有，原先有的全部都被方林摔壞，客廳裡，除了床和簡易的小板凳，沒有一件電子產品。方林的父親身體不好，有點老年痴呆症，方林的母親無法同時照顧兩個生病的人，為了方林不自傷和傷害他人，他隻能被鎖起來。方冉一個星期回家兩趟，每次回家，她都要買夠兩三天的食物，父親已經基本不下樓，母親下樓的次數也很少，他們不怎麼用電話，方冉回家的次數就得多一些。

　　為了弟弟，方冉已經放棄了在單位多次升遷的機會。她知道，一旦她全心扑在工作上，就無法照顧父母和弟弟。弟弟五年前曾離家出走，后來警察在市區一個地下通道發現了昏睡兩天的弟弟。弟弟被帶回家時，對父母拳打腳踢，有幾周時間，方冉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實在不行就住進精神病醫院去。”但她知道，這有可能是一個遙遙無期的決定。最終是母親不同意送兒子進醫院，即使是被兒子曾經打過，母親依舊愛兒子，她不能想象，住進精神病醫院會是什麼樣的情形，她知道，即使是把兒子拴起來，他還能和親人說話，哪怕是叫喊，但住進醫院，“誰陪他說一句話呢。”

　　七成精神病人家庭認為被人知道很羞恥

　　但方冉知道，也許總有一天，她還是要送弟弟去醫院，未來的生活有預料但卻讓人不敢想。她的丈夫已經對她有意見了，她和婆婆的關系也為此鬧得很不愉快，但她有什麼辦法呢，如果弟弟有康復的希望，她一定會不遺余力地去做，但目前，這個希望還太小。作為女兒，她已經為這個家做得太多，有時候她覺得自己很累，總想找個沒人的地方“大哭一場。”

　　長期以來，精神病人的極端暴力行為為社會帶來的不穩定因素，一再成為突出的公共衛生問題。即使是國家精神衛生法頒布之后，這個問題也沒有得到更好的解決。國家在治愈精神病患者公益項目上的投入遠遠不能滿足於精神病人的實際需要，這使得精神病人的傷人事件並沒有從根源上得到有力的改善。

　　早些年，曾做過調查，發現有接近7成的精神病人家庭認為，被人知道家中有精神病患者是羞恥的。觀念上的尷尬，也讓目前大多數精神病人沒有得到有效治療。“關”和“鐵鏈拴”仍舊是目前家庭對症精神病人的主要方式，雖然這個方式並非家庭心甘情願，但卻成為眾多絕望家庭唯一可以被使用的方法，這是一個家庭備受重創的生活，也是生命不得不承受的重。

　　精神病患者殺人時有發生

　　2013年7月2日，澄城縣王庄鎮某村發生令村民們震驚的命案。當日7時許，63歲的張老漢和老伴還在熟睡，卻被患有精神病的兒子張某殺害。

　　當時，張某手拿棍棒，瘋狂地掄向雙親，胸前的包中還插著一把菜刀。村民聞訊趕來，卻不敢上前，后來報警。縣公安局刑偵大隊20余名民警增援，並將張某制伏。張某父母被送醫院不治身亡。

　　近日，華商報在陝西各地調查發現，重症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禍時有發生，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

　　兒子清晨殺害熟睡父母

　　5月11日，提起老兩口被患有精神病的兒子殺害的事情，當地一位50多歲的村民唏噓不已。他女兒和張某都是1988年出生的，還是同班同學。張某初中學習不錯，高中考入縣城一所中學。因家庭困難，張父給的生活費很少，張某偷拿了同學的錢物，遭同學暴打，從此精神失常。

　　另一位村民說，張某常光著身子，在村裡亂跑，對村民常有攻擊行為，讓人很擔憂，但釀出這麼大的禍，誰也沒想到。

　　案發后，警方以故意殺人罪立案偵查。后對張某進行司法鑒定，確定案發時，張某處於發病狀態，無刑事責任能力。渭南市中院作出判決，對張某實施強制治療。隨后，張某被轉入澄城縣東大街精神病醫院，起初由縣公安局刑警大隊支付醫藥費，每月2000元。

　　澄城縣東大街精神病醫院院長李小平說，張某屬於重度精神分裂症，經一年多治療，有顯著好轉。但僅僅幾個月，醫藥費便中斷了。目前張某每月醫藥費約3000多元，護理費約2000多元，伙食費600元左右，其他生活費每年約1000元。張某參加新農合，醫藥費報銷標准為80%，其他三項費用不在報銷范圍內，現拖欠各項費用約4萬余元。

　　丈夫被妻子用?面杖打死

　　2005年，陳麗與高飛在綏德縣義合鎮結婚，育有一子一女。2013年，因為長子小杰（化名）讀書問題，兩人將家搬至榆林市榆陽區東沙一民房內。

　　2013年12月27日凌晨，妻子陳麗起床小解后准備回床上睡覺，看到自家屋裡放置的?面杖，轉頭看著床上熟睡的丈夫，心裡突然有了一種打人的沖動。於是，鬼使神差地拿起?面杖在熟睡的丈夫高飛鼻子處擊打了一下。高飛的鼻子頓時鮮血直流，隨后，陳麗還用水幫丈夫止血。

　　然而，當高飛止血后蹲在地上時，陳麗又拿起?面杖對其面部及腦部進行多次毆打，最終，沒有反應過來的高飛被妻子打倒在地。

　　天亮后，若無其事的陳麗便將兒子送到親戚家，一個人在街道上閑逛。當日19時左右，高飛的妹妹帶著小杰回家，打開門后發現哥哥已經死亡，隨即報警。

　　2013年12月28日18時21分，陳麗在哥哥勸導下，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2014年6月16日，經司法鑒定機關鑒定，陳麗患有腦質性精神障礙，當日實施殺人行為時，因妄想和認識功能損害等精神病性症狀影響下，喪失了對殺害丈夫一事的實質性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應為無責任能力。

　　由於陳麗不負刑事責任，公安機關讓家人將其帶回綏德老家休養。近日，華商報輾轉聯系到其家人。家人稱，陳麗正在休養，其他的不方便透露。

　　男子突然發病砍傷父母和弟媳

　　提起今年3月3日發生在自家的一起悲劇，42歲的王彥軍忍不住悲傷起來。這一天，王彥軍的四哥突然發瘋似地提刀向父母和王彥軍的愛人砍去……

　　王彥軍是銅川市耀州區廟灣鎮三政村人，5月11日，他告訴華商報，3月3日當天，他正在吃飯，突然聽到隔壁父母房間有吵鬧聲，“我趕緊撂下碗朝出跑，隻見我四哥一手拿菜刀，一手拿砍柴刀朝我父親揮舞。”王彥軍說，父親的頭部、手部鮮血流個不停，他趕緊跑過去護住父親，“結果四哥又跑過去追砍我母親和媳婦。”王彥軍一看控制不住局面，就趕緊報警，派出所民警趕到后，才將其四哥控制。

　　王彥軍說，去年初他四哥突然發病，動不動就毆打家人。家人無奈將其送往精神病院，醫生檢查為精神分裂，在醫院住了一個月。事發后不久，王彥軍的四哥就被送到了銅川礦務局精神病院，至今還在那裡接受治療。

　　採訪這天，王彥軍的父親王有生和母親姚玉芳剛出院回家不久。提起四兒子，77歲的王有生無奈地搖搖頭說：“自己娃把咱砍了，咱能怪誰？”他幾乎喪失了勞動能力。73歲的姚玉芳由於頭部被砍柴刀削去一塊。雖已康復，但卻喪失了語言能力。

　　“這次事情對我們家的打擊實在太大了，到現在已經花了12萬多元了。”王彥軍說，花光了家裡的積蓄，還向親戚朋友借了不少錢。王彥軍說，他家有六畝地，以前他外出打工還能掙點錢，現在要照顧父母和妻子，他哪裡也去不成。

　　政府財政出錢、公安牽頭 永壽252名患者納入統一管理

　　"兒子好了 我的精神枷鎖也解除了"

　　5月17日下午，位於禮泉縣城東的陝西省咸陽市精神病專科醫院內，院子裡很少能看見人，一片安靜，但這座醫院裡卻有200多名精神疾病患者。

　　據了解，政府財政出錢、公安牽頭統一管控治療，永壽縣從2014年起實施精神智障患者救治管控幫扶方案，對全縣252名精神智障患者摸排建檔，94名重症患者統一送院治療，77人康復出院。實施至今，永壽縣沒有發生一起精神病患者打人傷人事件。

　　而該縣由政府送治的精神病患者，都在這裡接受治療。

　　"武瘋子"持刀毆打母親砍傷民警

　　永壽縣副縣長、縣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李軍告訴華商報，去年3月公安部召開電視電話會議，通報了河南信陽、湖南懷化等地的一系列精神障礙患者行凶案件，要求各地公安部門加強救治管理措施，"而就在縣局落實公安部具體要求時，4月28日，永壽縣常寧鎮房家村就發生了一起精神病患者傷人事件，當時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房某病情發作后，在家毆打其年邁的母親，房某母親逃到鄰居家后，房某又手持菜刀追至鄰居家，用菜刀拍打其母並持刀自殘。"

　　李軍稱，當時縣局接到報警后，立即安排民警趕到現場處理，但由於當事人房某精神有問題，民警勸說了四五個小時仍不放下菜刀，最后隻好用鋼叉將房某卡住，將其控制在牆角試圖將菜刀奪下，但房某又一刀將鋼叉砍斷。危急情況下，四五名民警沖上前去，抓手抓腳將其控制住，其間，三名民警不同程度受傷。

　　與其事后買單，不如事前預防

　　當時出警的永壽縣公安局治安大隊教導員王運生稱，房某傷人事發后，縣局摸排走訪統計，全縣當時共有智障、精神病人252人，其中嚴重精神障礙患者94人，近年來共發生暴力肇事肇禍19起。

　　他們進一步了解發現，這些精神障礙患者家庭因長期治療，經濟相對拮據，而經濟困難加上患者無錢治療，病情愈發嚴重，形成了惡性循環。在此情況下，縣局牽頭起草了一份關於對精神智障患者救治管控幫扶的方案，在全縣范圍內開展落實。

　　"以前針對精神病患者的救助管理，公安、民政、衛生、殘聯、綜治辦等部門都有責任，但‘雖然大家一起管，實際上大家都不管’，而一旦發生精神障礙患者肇事肇禍案件，后果往往要由政府來買單。與其事后買單，不如事前做好預防管控工作。"李軍稱，2014年4月，由縣公安局牽頭，向縣財政申請了57萬元的專項經費，用於對全縣重症精神病患者送院治療。

　　具體辦法是，首先由縣公安局牽頭對全縣所有的精神智障患者進行摸排走訪，建立病情檔案，並根據病情嚴重程度對其行為危險性進行評估，分為高中低三個等級﹔完成建檔后，對重症患者經家屬申請、村鎮兩級簽章証明，轄區民警實地走訪后，對確需住院治療的，由轄區民警、鎮政府工作人員、監護人共同送往專科醫院進行治療，治療費用通過新農合或醫保報銷后，剩余費用及患者住院期間的生活、飲食費用全部由縣財政專項資金撥付。而對一些中度、輕度精神病患者，由縣公安局聘請精神專科醫生，開展定期上門送醫送藥服務，隨時掌控病情，一旦發現有病情加重或暴力傷人行為，立即採取措施預防管理。

　　每年都有醫護人員被病人打傷

　　經過以上摸排等程序，符合條件的精神病患者便由政府送往位於禮泉縣的陝西省咸陽市精神病專科醫院治療。昨日下午，在該醫院看到，進入醫院大門，左手邊便是一座9層高的綜合大樓。為方便管理，醫院實行男女分病區治療，女病區為3~4層，男病區為5~6層。

　　但即使在這裡，每年都有病人打傷醫護人員的事件發生，2014年，醫院內發生過4起病人打傷醫護人員的事件。為防止出現事故，病區很多設施都用鐵鏈拴起來，病人活動區的電視，也用護欄圍了起來。

　　今年40歲的精神科醫生張娟在這裡工作了十幾年，據她介紹，醫院的病人多來自永壽、彬縣、淳化、長武、旬邑幾縣，為常見的精神分裂症狀，也有重性精神病患者。

　　"經濟精神枷鎖壓得我抬不起頭"

　　據悉，截至目前，永壽縣共送治重症精神病患者94人，77人經治療后出院。永壽縣監軍鎮南關村63歲的夏成祥老人的兒子，便是這一政策的受惠者之一。老人28歲的小兒子夏某，2008年在江蘇昆山廠裡打工時突然病發，診斷為突發性精神分裂症。"好的時候根本看不出來精神上有問題，就是一受刺激發病的時候，會亂砸東西，還會對我們老兩口動手。"夏成祥說，有一次孩子在外面不知受了什麼刺激，一拳將村裡一個老人打倒在地。

　　老人說，去年政府出了個免費治療政策，就把孩子送去治療了三個月，花了2萬多元，但他們一分錢沒掏。經過治療，孩子的病情得到控制，今年年初在西安北郊打工去了。

　　夏成祥說，以前兒子有病的時候，也四處看過病，但由於家庭經濟困難，治療一段時間就停下了，"那個時候，經濟和精神兩道枷鎖壓得我人前人后抬不起頭，現在孩子經過治療，出去打工了，不管掙多掙少至少可以養活自己，我身上的精神枷鎖終於可以解除了。"

　　病難治，但更難治的是人的觀念

　　這一點，張娟深有體會。干這行這麼久，張娟感覺病人恢復最大的困難是社會的歧視，"精神病人治療臨床症狀消失后，社會症狀不一定完全恢復。病人住院期間，醫院會對病人進行心理治療，基本每周安排一次，但病人回歸社會后，社會的不接納，再加上缺乏有效的心理疏導，導致病情反復的情況很多。"

　　在民間，曾有"菜花黃，痴人忙"一說，精神疾病在春季發病率較高，但更難治療的是人們的思想觀念。"有的病人過來看病，總是躲躲閃閃，不願說真實際病情，醫生費了很大勁，才能知道病人病情。"張娟說，"改變觀念，讓病人理性看待病情。回歸社會后，能接納他們，才是治病的關鍵，也是最好的治療辦法。精神病人做事很專注，效率很高，國外曾有單位專門聘請這些人工作，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華商報 張林 劉軍偉

　　重症精神病患者，誰來救贖？

　　"武瘋子"，一個相當特殊的精神疾病群體，具有很強的攻擊性和明顯的暴力傾向。針對武瘋子肇事肇禍案件，陝西多地已探索實施將精神病患者納入統一管理、聯合監管、分級監管等模式。

　　"武瘋子"行凶，症結在於監管乏力

　　遇到"武瘋子"行凶，人們第一時間就是報警。但華商報採訪時，有民警表示，對這類警情處理有諸多無奈。

　　"即使立案了，還是不能處理，不能追究其法律責任，因為這類人沒有刑事責任能力。即便武瘋子傷了人或破壞公共財物，警方也隻能是聯系家人或交由民政、街辦等部門處理。"西安市公安局長安分局韋曲派出所副所長宋新偉說。

　　韋曲派出所民警於萌坦言，對於武瘋子的監管，更多的責任在其監護人，"武瘋子屢屢行凶，最大的原因是監護人缺席或者無力監管。"

　　省衛計委要求：每年至少隨訪4次

　　在採訪中，華商報在韋曲派出所派出所見到了一份相關責任落實一覽表，表格對轄區這類患者的病情程度都有詳細記載，"除了民警定期摸排走訪外，街辦也會進行摸排，然后會將最新情況及時向轄區戶政大隊匯報登記，每個患者的管控都從街辦領導、工作人員、民警、衛生人員、監護人等層層落實到個人，但即便這樣，還是有隱患。"

　　據了解，西安目前已建成重性精神疾病三級防治管理網絡，該網絡由市、區縣、社區三級組成，每個社區有1名精神衛生專干，定期隨訪轄區患者。另外，從2009年開始，精神衛生工作納入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基層醫療機構負責對轄區內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進行登記管理，對在家居住的重型精神疾病患者進行治療隨訪和康復指導服務。省衛計委要求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建立健康檔案，每年至少隨訪4次。

　　多地為精神病患者建檔，分級管理

　　在採訪中了解到，省內多地已構建精神病患者管理系統。例如，延安納入精神病患者管理系統的有5000多人。榆林納入系統的約1.1萬人。寶雞截至今年4月，全市檢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12266人。商洛市共有精神病患者1萬余人，累計建檔9800余人。而漢中市截至去年年底，衛生系統管理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有10869名。

　　除了建檔，一些地方還探索出了分級監管的管理模式。除了西安已建成重性精神疾病三級防治管理網絡，商洛市也實施了村、鎮、縣三級管理模式。發現有精神病疑似病例，報告給鎮、縣有關部門進行診斷。確診后，送往有關專門醫療機構治療，病情穩定后，回到村上由村醫進行日常監控等。另外，商洛市還建立了重性精神病監測網絡，每季度進行一次隨訪，每年一次體檢。

　　延安立項擴建社會福利院

　　洛川男子毆打幼童事件發生后，5月9日起至19日，延安市綜治辦、司法局、公安局、民政局及衛生局開展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排查工作。

　　目前，延安隻有一個專門治療精神病的醫療機構，即延安市精神衛生中心，接收60至80個病人就已飽和。而社會福利院目前收容360余人，其中精神病患者170余人。據悉，延安市民政局已立項擴建延安市社會福利院，目前還在選址當中。

　　寶雞四級監管，注重信息交換

　　5月11日，華商報從寶雞市公安局了解到，為了及時有效處置救助精神障礙患者肇事事件，寶雞各縣區公安分局成立了應急處置小組，制定了應急處置方案。2015年以來，共妥善處置精神障礙患者肇事肇禍案（事）件22起22人，救助4人，送醫20人。

　　另外，在衛生部門牽頭組織下，寶雞市公安局堅持精神障礙患者信息交換工作：2015年以來，寶雞市公安局與市衛生局交換了兩次重性精神病人信息，收到危險性評估等級3級以上患者信息13條、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發病報告數據87條，向寶雞市衛生局提供重性精神障礙患者信息22條。

　　同時，要求建立家庭、社區（村組）、鄉鎮、派出所齊抓共管機制，與其監護人或近親屬簽訂責任擔保書，對沒有監護人的，督促其所在單位、社區、村居委會履行監管職責，形成派出所民警、駐片政府干部、社區（村級）工作人員或單位負責人、家庭監護人共同管控。

　　強制醫療，執行存在障礙

　　採訪中，有人認為，對於有肇事肇禍危害的精神病患者，就應該強制醫療。事實上，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刑事訴訟法》規定：對於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患者，應當責令其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

　　不得不說的是，這種"家庭為主、政府為輔"的管理模式雖然合乎傳統倫理，但卻極難實施，障礙在於許多家庭沒有更多財力負擔對精神病人的長期醫療，或是沒有能力來監護精神病人。另外，"在必要的時候"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往往導致具有社會危害性的精神病人處於"自由狀態"，家庭沒能力管，政府又不管。

　　另外，一個現實問題是，產生的醫療費用應由誰承擔？

　　去年6月6日，時年28歲的漢中市漢台區老君鎮男子李某，用鋤頭當場打死鄰居老漢張某。李某被漢中市公安局漢台分局民警控制，經鑒定其患有精神分裂症。去年8月10日，漢台區人民檢察院受理此故意殺人強制醫療案件。這是漢台區首例強制醫療案件。

　　5月11日，華商報從漢台區法院獲悉，對李某做出強制醫療的決定並非終身，如果李某病情好轉，家人可以用醫院出具的証明向法院提出解除強制醫療申請。

　　華商報 李琳 肖琳 白鵬飛 楊虎元 王佳 陳雪 賀秋平 董瀚文 馬愛萍 張志花 曾春

　　觀點

　　讓精神病人回家

　　馬想斌

　　游蕩在洛川大街上的精神病人，將自我無可控制的暴力，訴諸在了一個2歲8個月的幼童那稚嫩的身體之上。

　　這一慘劇，警醒著急速且忙碌的社會，未能聚焦關注的塵世角落，依然有一個龐大的精神病人群，他們需要回家，需要回到社會的管理體制之內。

　　只是，精神病人回家的道路走得太過漫長，太過艱辛。時至今日，絕大多數重性精神病人散居在家庭和社會中，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因沒有監護人或者監護人無力監管，處於疏於管理的發病狀態。

　　曾經耗時27年，於2013年5月1日開始實施的《精神衛生法》，作為一部防止"被精神病"的權利法案，未能解決精神病患者社會管理的難題，依舊將精神病人的監管責任歸屬於家庭。

　　而絕大多數精神病患者傷人的慘烈都顯示著，長期的監護已經讓這些家庭被"綁架"。一方面，經濟重負一般家庭很難承擔得起﹔另一方面，精神上受到的煎熬和折磨，更令監護人難以忍受。

　　於是，一起精神病患者傷人的慘劇背后，基本的邏輯是囿於家庭經濟的窘迫使得一些家屬不願意承擔精神病人的監護職責，放任不管。同時，國家財政缺少專項的資金，承擔對精神病患者實行社會醫療保險和社會福利的收容照顧，讓原本為了公共安全和精神病患者有效救治的政府排查，如同虛設——隻掌握了精神病患者信息，卻無法有效監管和救治。

　　更為糟糕的是，因為對精神病患者的監管，沒有更詳細的執行細則，當前以家庭系統為主要監管的責任劃分，讓一些政府部門游離於法律與政策所賦予的公共職責之外。重性精神病患者的治療管控，不僅是醫學問題，更是社會管理難題。

　　有人制造了慘烈，便有人會想盡辦法去遏制。在個體的救贖之外，如永壽縣財政撥付57萬作為救助重症精神病患者的專項經費、商洛每年為精神病患者進行體檢等。但要看到，地方的"小打小鬧"能否維持長久，仍不能輕易下結論。

　　不過，從他們的探索之中，社會可以找到精神病人救治監管的方向。除了明確相關部門職責外，政府應該保証公共財政投入：一是，應當有專項資金來支付精神病人的救治費用﹔二是，對於那些主要負擔監管精神病患者的家庭，啟動救助與幫扶機制﹔三是，出台鼓勵性政策，引導社會資源進入該領域，擴大救治覆蓋范圍。

　　家庭監管與政府責任之外，便是少不了的社會關懷。社工服務、心理服務、都應當介入進來，精神病人治理將不再主要依賴家庭一元，而是在家庭、社區、社會等多重維度以及治安、司法、救助、醫療等多重領域中建構起精神病治理網絡。

　　正常的刑事案件發生率遠比精神病人實施危害行為的發生率更高。精神病人回家的道路，必定是回歸到社會，讓他適應社會生活，才能更為有效地減少社會危害。每一個人的人生都不該被漠視，甚至被放棄。這其中，精神病人的回家之路有多遠，則整個社會的傷痛就有多深，相應的政府責任、社會責任就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