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小视中日争端对双方经贸的影响

9月以来，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引发中国多个城市爆发反日游行示威和持续的抵制日货活动，其中伴随着针对日系品牌产品和商户的打、砸、抢极端事件。反日行为直接导致7-11便利店、优衣库、华堂商场等日资零售企业被迫暂时关闭，狮王、本田等在华投资企业也发生停工和日籍员工的大量撤离。

在中国发生大规模“抵制日货”的同时，日本国内也发生了局部抵制中国的行为。如，2012年10月的“广交会”，日本采购商到会人数同比下降29.4%；因担心人身安全，9月以来部分日本人取消了“中国游”团体旅行。

引发双边贸易摩擦，经济社会多方将受拖累

如前所述，在中国“抵制日货”的同时，日本也出现了抵制中国的行为，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两国贸易额短期内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在欧美市场不景气、中国经济增长探底企稳的关键时期，中国与第四大贸易伙伴国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将对我国四季度和明年的经济增长形成掣肘。而在中日贸易摩擦中首当其冲的将是我国的电子和汽车等行业。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中，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和贱金属、化工产品等四大类产品占到70%以上，而这些产品多位于产业链上游，是国内电子和汽车等行业关键而核心的元器件和零部件，在国内市场上的产品替代度很低，甚至有的根本没有替代品，一旦出现供应短缺，将对相关行业的生产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从市场角度来看，中日争端引发的一系列消费者行为直接拖累了主要日本品牌在中国市场的表现。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9月份日系乘用车在华销量环比下降29.49%、同比下降40.82%，市场占有率环比下降6.46个百分点，同比下降8.33个百分点；10月，以丰田、日产和本田三大车企为首的日系车在华销量总体跌幅进一步扩大。索尼、松下、东芝、三洋等家电品牌在华市场份额也出现下跌。

日本品牌受挫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为欧美和自主品牌抢占中国市场提供了机遇。从汽车市场看，9月，美、韩、法系乘用车市场占有率环比分别上升0.47、0.62、0.59个百分点，中国长城汽车更是抓住了日系车销量下滑的机会，长城哈弗H6在9月凭借逾1.5万辆的销售成绩挤掉了长期占据榜首的东风本田CR－V，成为全国SUV市场销量冠军。10月，通用和福特汽车双双在华创下历史同期销量新高。在日本产品已逐渐被本土产品边缘化的家电市场上，中日争端将加速国内品牌的崛起和日本商品市场份额的萎缩。

但另一方面，从日系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员工构成和税收贡献等方面分析，日系品牌受损还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多方面负面影响。以丰田汽车为例，截至2011年年末，丰田已在中国的8个省份和直辖市设立了11家合资公司，在中国共拥有约500家经销商，3万多名中国员工。2011年，广东纳税百强名单中汽车企业有6家且均为日本合资企业，排在第一的就是广汽丰田；同年，四川一汽丰田以37亿元的纳税额排名全省第二。“购岛事件”后，丰田汽车在华销售遭遇重创，逼迫其不得不对中国市场的发展战略和目标做出调整。这将对中方合资公司发展、国内经销商运营、社会就业以及政府财政税收等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加速日本投资转移和进口资源“去中国化”步伐

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地震、能源短缺、日元升值等因素，日本加快了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向外转移的步伐。从产业布局来看，由于中国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日本的投资重心已经出现了从中国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的势头：2011年日本对东盟的投资达到1.5万亿日元，是2010年的2.4倍，今年1至8月日本对外投资同比增长45%，而对华投资增速仅为16%。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日领土争端的爆发及由此引发的对政治风险的担忧将成为部分日本企业和产业撤离中国的“加速器”，促使日本加快在中国以外的亚洲地区进行产业布局，旨在分散投资风险的“中国+1”战略可能得以全面推进。比如，著名的日本便利店“全家”就已经表示在今后1年内将控制在华开店数量，并力争5年内在印度尼西亚开设500家店铺；另一家日本百货零售商高岛屋则计划到2016年度的5年内，对东南亚投资350亿日元，这达到了其计划对华投资的2倍以上。

与此同时，领土之争还加快了日本在重要资源进口方面的“去中国化”步伐。今年10月，日本宣布计划开始从印度进口稀土以摆脱长期以来在该领域的对华依赖。同时，日本还迅速抑制相关产业对稀土本身的依赖：松下电子产业公司已经研制出从旧电器中回收再利用钕的技术；本田公司正从二手汽车电池中提炼稀土；制造发动机磁铁的东京电气化学工业公司为了节省用量，只在发动机表面喷涂镝，等等。

投资转移不仅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借助此次日本产业大转移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良机。重要资源进口地的转移和能源替代技术的革新升级，则将以一种“不可逆”的形式长期存在，对中国重要资源出口增长和由此产生的资源出口国主导地位形成威胁。此外，如果争端引发的一系列极端行为继续蔓延升级，将会极大地挫伤除日本之外的其他外国投资者信心，这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持续而难以估量的损失。

两国金融合作交流受阻，减缓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随着中日经贸往来日益密切，2011年年底两国签署中日金融合作协议，重点推动人民币与日元的直接交易、两国政府互购国债、培育人民币结算的债券市场。2012年6月，中日实施人民币和日元直接交易；7月，两国又计划扩大中日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进一步增加交易额度。

但9月以来，随着政治争端持续升级，两国金融合作步伐放缓。一是高层次交流受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10月9日至14日在东京举行，中国财长、央行行长及四大行集体缺席。二是两国互购国债停滞。2012年3月，日本提出购买中国国债额度（650亿元人民币）已经获得中国批准，预计将于夏季实际购买一部分中国国债。但至今仍未启动。三是影响中日汇率稳定。截至今年6月底，日本国债余额超过其GDP的200%，面临较为严重的债务困局。而中国2011年末持有日本国债18万亿日元，为日本最大债权国。今年9月以来，由于担心中国减持引发日本债务危机，市场投资者大量抛售日元及日本国债。2012年11月1日，人民币对100日元汇率中间价为7.8727，较9月11日升值232BP，波幅为2.87%（见图1）。

目前，日本是G7国家中首家将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一旦人民币成为日本的储备货币，人民币可以更多地流向国际市场，有助于人民币债券离岸市场的建立，这些都将会极大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今年下半年来双方金融合作放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预期进度。

抵制洋货事件对中国经贸的影响

近15年里，除近期中日争端外，中国境内共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抵制洋货事件，并对当期的双边贸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直接影响。

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引发了国内大规模反美民族主义抵制运动，当月中国从美国进口贸易总额15.5亿美元，较4月和3月均下降近2亿美元。

2005年5月，日本申请加入安理会和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引发中国境内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运动，当月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总额63.3亿美元，分别较4月和3月下降11.4亿美元和15.7亿美元，从日本进口贸易总额68.7亿美元，较上月下滑19.6亿美元。

2008年12月6日，法国总统会见达赖，引发中国民众自发抵制家乐福及法国商品的行为。次年1月和2月，中国对法国出口贸易额较上年12月分别下滑1.5亿美元和9.1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5亿美元和5.1亿美元；从法国进口贸易额在次年一季度也出现6.5亿美元的同比下滑。

但总体来看，三次抵制洋货运动发生后，除了受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对外贸易进入低谷，中国与上述三国贸易额出现大幅下滑之外，其余年份中美、中日和中法两国间的贸易额增速都未出现明显波动（见图2），可见三次运动未对双边贸易产生大的长期性的影响。

四点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结论一：中国贸易依存度依然较高，在欧美市场需求疲软和国内经济探底企稳的关键时期，中日争端引发的贸易摩擦将对中国经济复苏形成不利影响，两国金融合作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缓。

结论二：争端对中日经贸关系的长期影响有限。从前三次较大规模的抵制洋货运动来看，两国主权争端中消费者情绪的改变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发展，但消费者行为的理性使得这种影响具有暂时性、局部性特点，长期来看，两国经贸往来的决定性因素仍是各自在资源、技术、资本、劳动力等多方面的比较优势，这些因素都具有长期的稳定性。

结论三：争端也会导致日本企业做出一些趋势性、不可逆的应对，比如日本转移重要资源来源地、加强进口能源替代技术开发以及对外投资由中国向东南亚其他国家转移等，对中国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形成长期不利影响。

结论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各经济体间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在经济合作中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抵制日货”在使日本投资方遭受损失的同时亦将对合资企业的中方的利益，中国工人的就业以及中国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作者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师杨荇 朱妮）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