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普利获奖看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

有评论家指出，相比经济增长理论，“配对理论”并不重要，可以说见仁见智，不过把博弈论的理论和方法概括为“歪门邪道”，恐怕是太过分了。整个华人经济学界在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地位，近年来有下降的迹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博弈论这条腿发育得不够强壮。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尔文?罗斯（Alvin Roth）与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罗伊德?夏普利（Lloyd Shapley）。他们的贡献，属于博弈论的范畴。

现代经济学的博弈论革命

现代经济学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升华。一次是20世纪初期把微分学概念和方法引进经济学的“边际分析革命”，从此经济学变得有趣，不再是“沉闷的科学”（A dismal sience）；另外一次是20世纪下半叶的“博弈论革命”——除了本身的成果以外，博弈论还在思想路线上改写了整个现代经济学，并且催生了信息经济学，那是经济学讨论信息不对称市场的分支。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94年度授予三位博弈论专家哈萨尼（John Harsanyi）、纳什（John Nash, Jr.）和泽尔滕（Reinhard Selten），在2005年度又授予两位博弈论专家奥曼（Robert Aumann）与谢林（Thomas Schelling）。此外，诺奖在1996年度、2001年度和2007年度一共授予6位与博弈论关联紧密的信息经济学的学者。18年来，经济学奖6次授予博弈论的大师和与博弈论关系最密切的信息经济学的大师，可见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主流发展中的位置。

我对夏普利的经历比较熟悉。他在哈佛大学本科学习期间，从军来到成都地区，与中国军民并肩抗日，并且立功受奖。二战结束后，他返回哈佛继续他的学业，取得数学学士学位。毕业以后，他先在美国著名的“战略思想库”兰德公司工作了一年，随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在塔克（A．W．Tucker）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塔克也是纳什的博士导师。这样，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塔克教授门下，已经有两位博士研究生后来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

早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夏普利已经被公认为博弈论奠基人冯?诺意曼（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滕（Oskar Morgenstern）的传人，是合作博弈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在这个领域做出了许多贡献，包括比较容易向普通读者介绍的夏普利值（Shapley Value）。在普林斯顿大学塔克教授主持的博弈论小组里面，纳什年纪比较小，个性也特别。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夏普利，因为年长一点，而且心地很好，被公认为纳什的保护人。

夏普利值与权力指数

最简单的夏普利值，是权力指数，它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假定某议会一共有100个议席，议员分属4个党派：红党43席，蓝党33席，绿党16席，白党8席；假定对于一般议题的任何提案，议会实行一人一票并且多数通过的投票规则。又假设由于党纪的约束，议员对于任何议题，都只能按照党的意志投票。

议会共有4个“议会党团”，每1个议会党团，都有可能面对其他3个议会党团组成的各种可能的联盟。学过一点排列组合的读者都知道，“其他3个议会党团”的各种联盟组合，一共有7种：3个其他党团抱成一团的联盟1个，3个其他党团两两抱团的联盟3个，3个其他党团各自成“团”的“联盟”3个。面对3个其他议会党团所有7种情形的联盟，我们要看看有几种情形可因他成为决定性的议会党团，即他加入联盟就能够让联盟的议案通过、他不加入联盟就可以阻止联盟的议案通过，并且把成为决定性议会党团情况的数目叫做这个议会党团的“权力指数”。

现在计算他们在议会的“权力指数”。

先看红党，他有43席，他可能面对的7种情况，分别为蓝绿白联盟57票、蓝绿联盟49票、蓝白联盟41票、绿白联盟24和单独的蓝党33票、单独的绿党16票和单独的白党8票。在这7种情况下，有6种情况他成为决定性的议会党团，于是我们说红党的权力指数是6。再看蓝党，他有33席，他也面对7种情况，分别为红绿白联盟67票、红绿联盟59票、红白联盟51票、绿白联盟24票和单独的红党43票、单独的绿党16票和单独的白党8票。在这7种情况下，他只有面对绿白联盟24票或者单独的红党43票这2种情况，才是决定议案是否通过的议会党团，从而蓝党的权力指数是2。运用同样的方法，可以算出绿党的权力指数是2，白党的权力指数也是2。

结果出人意料：在这个议会里面，议员数目33的蓝党，与议员数目差不多只有他三分之一的白党，权力指数竟然一样，都是2。事实上，操纵一项提案是否能够通过的“能力”，并不正比于议员党团成员数目。四个党的议员数目是43：33：16：8，而“权力指数”却是6：2：2：2。夏普利值就是在分析这类问题时建立的概念和有力的工具，当然更多情形的夏普利值，会比上述权力指数复杂很多。

博弈论是华人经济学界的短板

每次诺贝尔奖公布之前，我们这里都有人跑出来预测一番，不过猜对的情况总是很少。这次诺奖公布以后，一位平素思维敏捷笔头很快的财经评论家说：“最后还是忍不住吐一下槽：今年的经济学诺奖纯属进入歪门邪道领域，我不是说博弈论的这些领域不重要，而是有很多理论比这玩意更重要。经济学理论还是应该更加关注朴素的理论建树，而不是奇技淫巧的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在我看来，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市场的稳定远比这些所谓的配对理论要重要太多。”

这位评论家谈到的那些方面是不是比“配对理论”重要，自然见仁见智，不过把博弈论的理论和方法概括为“歪门邪道”、“奇技淫巧”，恐怕是太过分了。

我倒是愿意在这里发表一点自己的观察，就是整个华人经济学界在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地位，近年来有下降的迹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博弈论这条腿发育得不够强壮。也正是基于这个观察，我作为一个经济学教师，在十多年前开始，就与风车作战，对于曾经在经济学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贬斥博弈论几十年发展的文字和讲演，鲜明地提出商榷。令人意想不到，这样做还是能够取得一些积极的效果。二十年来，我也热心地做了许多普及博弈论的工作。

“当代最后一个经济学全才”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教授在生前就指出：“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可是目前在我国，许多很好的大学，也只在经济学研究生层次开设博弈论的必修或者选修课程。

博弈按照参与人是否同时决策，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参与人同时决策的博弈称为静态博弈，参与人不是同时决策的博弈称为动态博弈。博弈按照每个参与人是否都知道所有参与人在各种对局下的得失，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每个参与人都知道所有参与人在各种对局下的得失的博弈，称为完全信息博弈，至少有一个参与人不知道其中一个参与人在一种对局下的得失的博弈，称为不完全信息博弈。这是博弈的最基本的分类。因此，标准的博弈论课本，通常包括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讨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讨论，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讨论，以及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讨论这样四大部分，一个比一个难。这就是博弈论难以进入大学本科教学的主要原因。

有鉴于此，笔者与李杰博士一起写作了《博弈论教程》，以便学生学习博弈论最容易也最基本的那些内容。这是一本难度温和、绝大部分本科生能够不太辛苦可以学好的博弈论入门课本。开宗明义，我们在前言中就申明，我们的材料主要集中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范畴，并不全面。追求内容全面的教师，不宜选用我们的课本作教材。反过来说，我们相信这样处理，虽然全面性承受了相当割舍，换回来的却是广大学生对博弈论的了解、热爱和兴趣。兴趣和热爱，会使往后进一步的研习变得事半功倍。我们的这本教程，恰恰写到夏普利值为止。

我国学界的诺贝尔奖情结

有介绍文章提到，当年夏普利和纳什同在普林斯顿大学，都是冯?诺意曼的学生。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他们是塔克教授的学生。因为夏普利比罗斯年长20岁，介绍文章又说夏普利“大器晚成”。这也是想当然。笔者知道的，倒是他不只一次成为经济学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忍痛割爱的学者。笔者不敢对诺贝尔奖做什么预测，只是很自然地一再提到一些大师级的学者。例如在上述2004年出版的《博弈论教程》中，笔者在前言中特别提到的，除了已经因为博弈论获奖的哈萨尼、纳什和泽尔滕以外，就只有谢林和夏普利了。结果谢林在2005年获奖。在《教程》第二版的前言中，没有获奖的博弈论大师，只提到夏普利，——这可能和我的阅历没有与时俱进也有关系。结果，夏普利在今年也获奖了。尽管如此，我仍然知道自己没有能力预测经济学诺贝尔奖。比如2005年与谢林同时获奖的奥曼和今年与夏普利同时获奖的罗斯，我就都没有提到。

还有学者评论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不一定是经济学家，甚至不一定是懂经济学的。比如今年的夏普利。他们获奖，是因为他们为经济学的研究发展出了新的方法和技术，开辟了新的道路。过去纳什和德布鲁等获奖，就是这样的贡献。”声言过去获奖的德布鲁和纳什、今年获奖的夏普利“不一定懂经济学”，口气也真是太大了。

大约在两个多月前，又有一些人在微博上议论哪些中国人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完全没有参与议论，却冷不丁被网友点名估计什么时候中国人会获奖。我的回答是：“我恐怕是看不到了。但我依然乐观地相信，在比较远的将来，中国人可以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国学界的诺贝尔奖情结很重。十多年前，就有“最著名的经济学院”院长义正词严地说：“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好，中国经济学家没有道理不得诺贝尔奖”。这不知道是什么逻辑。

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褒奖那些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学者。三十年来，国内的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研究，都有很大进步。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但是必须承认，迄今在基本理论的层次上，我国学者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贡献，基本上还是空白。可是在国人强烈的诺贝尔奖情结之下，有些朋友会一再渲染华人经济学家谁最有可能获奖。完全是一厢情愿。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对我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实践问题和政策问题提出建议，也就可以问心无愧了。至于理论原创方面，现状是我们仍然相当可怜。偏偏在这么可怜的背景下，我们那些最出风头的经济学家，走上了在“普世价值”面前坚持“中国特色”的道路。告诉学生说当年从美国学来的理论“没有用”，转而论证“中性政府＋贤能体制+务实主义”的所谓“中国模式”，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王则柯)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