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学者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可能在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领域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零突破

1969-2012年，全世界共有71位杰出学者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获奖者有着怎样的教育经历和工作背景？获奖成果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对这些问题的梳理，不仅有助于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偏好和获奖者特征，也有助于认识我国经济学者能否摘取这项桂冠的热点问题，更重要的，或许能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乃至杰出人才的培养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在世界名校接受优质教育

教育对人的成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深厚经济学底蕴的世界名校，拥有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有国际前沿的研究课题，有强大的师资队伍和丰富的育人经验，尤其适合杰出人才的成长。从表1可看出，71名获奖者分别从28所著名院校取得最高学位。其中，美国大学有15所，占了半壁江山（53%）。

71位获奖者中有68位获奖者具有博士学位，所占比例为95.8%。其中，1974年获奖者哈耶克、1985年获奖者莫迪里v阿尼和1994年获奖者豪尔绍尔等还拥有双博士学位。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需要受过世界名校的高等教育。

获得经济学大师的悉心指导

不仅高学历教育不可或缺，名师指点对经济学家的成长更为重要。71位获奖者当中，之少有四十多人受过经济学大师的指点。有的获奖者之间甚至是师生关系，如1970年获奖者萨缪尔逊和2001年获奖者斯蒂格利茨；1969年获奖者丁博根和1975年获奖者库普斯曼等。正如萨缪尔逊在1970年颁奖仪式上所说的，获奖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优秀的导师”，载誉而归时他重申：“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诺贝尔奖金，诀窍之一就是要有名师的指点。”

有雄厚的国家科研实力为坚强后盾

从古至今，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的地区一般也是人才辈出的地区。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科学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国籍分布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各国经济学科研实力。71位获奖者分属于11个国家，大部分获奖者出自美国、英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其中，美国共有51人获奖，占71.83%，说明美国经济学研究在世界上具有绝对优势。英国共有8人获奖，其次是挪威（3人）和瑞典（2人），法国、荷兰、前苏联、德国、以色列、印度、塞浦路斯各1人。

拥有世界名校提供的良好工作环境

从获奖者隶属院校看，71名获奖者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的32所著名大学，其中，美国高校有22所，占68.75%。排名前四位的均为美国高校，(见表2)。

可以看出，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始终位于前三位，说明这两所学校不仅培养出了最杰出的经济学人才，而且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前往那里工作。获奖者取得最高学位的院校中欧洲院校为11所21人次，占29.6%，而获奖者获奖时所属院校中欧洲院校只有9所14人次，占19.7%。且除剑桥大学以外，其余欧洲大学排名靠后，这反映了欧洲优秀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人才有所流失。

拥有广泛的学术交流经历和多学科知识

大多数获奖者得益于广泛的学术交流和学科交叉合作。71名获奖者中，绝大部分拥有多样化学术交流经历，在不同学校接受教育和从事科学研究。从学科背景看，在71位获奖者当中，有49位具有除了经济学以外的学科学位，所占比例为69.1%，其中有数学背景的获奖者最多，达22人，占31.0%。这些获奖者基本上是低年级修习数学，高年级改攻经济学，最后为经济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门学科只有成功地应用了数学才算是成熟的。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正得到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运用。尤其是数理统计工具和模型运用已经成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种必然趋势。自1969年设立奖项以来，评选委员会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特点和趋势，并在颁奖时有意识地加以引导。71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有相当一部分早年就受过专门的数学训练，他们几乎既是经济学家，同时又是统计学家或数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三分之二是美国经济学家，他们大多是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其获奖成果中，几乎都运用了大量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有的获奖者的获奖成果本身就是对数理统计作出了贡献。如西蒙“在科学理论、应用数学、统计学、运筹学、经济学和企业管理方面作出了贡献”，施蒂格勒“在广泛的经验数据基础上一一其收集是经济统计中的开拓性工作”，霍韦尔莫“指出用统计方法能解决相互依存问题”。经济学和数学的结合趋势还在不断发展。这给中国经济学界提出了一个要求：应充分重视数学功底，要吸引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参与经济学研究。

在相对优裕的家庭中成长

追溯获奖者少年时期成长的家庭环境，则可以发现：幼年时家境富裕和中等的获奖者人数最多，占比达80%以上。有研究者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富裕家庭和中等家境家庭获奖者的比例较高；二是富裕和中等家境的家庭获奖者之间的比例相仿。由此可以看出，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甚至其他科学领域）能够做出重大成果的人，大部分在幼年时物质条件相对宽裕。此外，家长的文化知识素养和价值取向将对子女产生深刻的影响。统计表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父亲的职业类型分布比较广泛。其中父亲职业为经商、教师和知识分子所占比例最高，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者从小受到商业氛围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拥有社会责任心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不仅要对经济学理论理解深刻，也要对社会问题有深刻的洞察力、理解力和坚定的责任心。1977年获奖者米德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严重失业现象，从而走上了学习经济学道路，试图对解决这一问题有所贡献；美国1929 年的经济大萧条，对1980 年获奖者克莱因的思考方向和职业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痛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非洲裔美国黑人的歧视，2000年度获奖者赫克曼走上了对黑人问题的研究道路。

绝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均担任过政府或其他组织的职务，这使得他们能更直接、更全面地掌握经济研究的素材，使自身研究更有针对性和科学性，而他们也能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经济政策施加影响。如，丁伯根、萨缪尔森、托宾、弗里德曼、刘易斯等都曾是政府或国际组织（如欧洲炼铁联营、世界银行、联合国等）的顾问，奥林是瑞典自由党的主席，诺斯是捷克政府推动私有化进程的顾问。

成果需要长时期检验

瑞典皇家科学院并不急于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最新的经济理论成果。成果获奖时间一般要比成果完成时间晚10～15年，甚至更晚。例如，为1999年度获奖者蒙代尔赢得奖项的两项成果，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公开发表，后被近40年后发生的两大事件所验证：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初欧元正式启动。这反映出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其成果价值接受时间检验的必要性。

颁奖时间的有意滞后，还可从获奖者的年龄看出。统计表明，71位获奖者的出生时间主要分布在1910～1919年（16人，占22.5%），其次为1930～1939年（15人，占21.1%），1920～1929年、1940～1949年（均为13人，占18.3%），1950～1959年获奖人数为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年龄普遍偏大, 获奖者年龄在60～69岁居多，平均年龄为66.9岁，其中最大的是2007年获奖者里赫维克兹，获奖时已90岁高龄；年龄最小的是1972年获奖者阿罗，获奖时51岁。而物理学得奖者的平均年龄为55岁左右，最年轻的获奖者获奖时年仅25岁。这说明经济理论作为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接受实践的检验需要相对更长的时间，也折射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严肃性。由注重个人研究转向交叉合作统计发现，1人独享、2人分享、3人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届数分别为22、17和5。1人独享奖项的届数超过多人分享的届数，说明到目前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相当注重个人成果。不过，在1990～2012年期间，多人分享的届数是1人独享的届数的两倍以上，尤其是2007年以来的奖项均为多人分享。这一变化反映了在经济学领域的交叉协作研究，尽管比自然科学领域出现得晚一些，但依然是不可回避的趋势。

偏重于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经济学的诠释是相当广泛的, 除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外，那些与之相关的学科（如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数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的研究也包涵在内。因此，跨学科成果获奖的学者不乏其人，且有增多的趋势。现实社会经济问题，往往是各方面因素交织的结果。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考察获奖对象的成果时，对拓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例如，模型和数理分析方法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希克斯、阿罗、阿莱斯、坎托罗维奇、纳什、海萨尼和泽尔腾等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文理交叉的“数理经济学”；弗里希、丁伯根、克莱因和哈维默致力于将经济学与统计学结合在一起，创立和完善了“计量经济学”等等。

获奖成果的领域相对集中

参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前任主席林德贝克的分析，可将经济学科分为一般均衡理论、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分析新方法和交叉经济科学等五大类。统计表明，71位获奖者的研究领域大致是：一般均衡理论5人、微观经济理论17人、宏观经济理论17人、经济分析新方法19人、交叉经济科13人。一般均衡理论获奖人次相对偏少，所占比例仅为7.8%，且集中在早期；微观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理论的获奖人次相当，但前期宏观经济理论占有明显优势，后期微观经济理论占有显著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学发展的微观化趋势；经济分析新方法获奖人次最多，说明诺贝尔经济学奖十分看重经济分析方法的改进和突破。

上述特征分析给出的启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成长符合杰出人才成长的优势积累理论,他们的成长不仅需要自身优异的个性素质，更需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需要代际之间的积累与传承。如果未来一段时期内诺贝尔经济学奖维持现行评奖规则，则候选者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方面的条件：来自经济发达和教育强大的国家；青少年时期家境较好，能够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世界知名院校的高学历教育不可或缺；名师指点和名校熏陶异常必要；拥有广泛的学术交流和学科交叉合作背景；掌握现代数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学界不可思议的世界奇迹。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说过，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经济高速发展同时，贫富差距加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福利制度的不健全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资源、环境存在矛盾等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为包括经济学家在内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

根据现行评奖规则推测，未来十年内经济学诺奖获得者中，出生时间将主要分布在1940～1959年。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中，不乏拥有在世界知名院校的学习经历，有些还直接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既有扎实的数理统计方面的学科基础，又掌握了国际通行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如果能很好地与中国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必定能做出让国际学术界瞩目的优秀成果。事实上，无论是荷兰蒂尔堡大学经济学顶尖期刊发文排名，还是美国UT达拉斯分校的商学顶尖期刊发文排名、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金融学顶尖期刊发文排名，都显示出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在显著扩大。

有学者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可能在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领域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零的突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