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战略构想（上）

2012年12月12日16:22 手机看新闻

中国文化在新一轮文化竞争中有可能处在不利的地位。事实上，文化殖民、语言殖民、精神生态失衡是当代最大的文化病症。这种病症造成了国人的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情结。这一局面必须花大力气加以改观，否则文化软实力竞争就落不到实处

大国形象包含四重形象：经济形象、政治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中国形象中的经济形象是辉煌的，政治形象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信任，军事形象也正在崛起和获得认同，但是文化形象却处于不利之境。可以说，大幅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中国文化战略话语，强化东方强国的文化软实力，迫在眉睫。

软实力对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文化软实力是美国前国防部官员约瑟夫?奈提出的。他认为，软实力的来源有四个方面，即制度、价值观、文化和政策，实际上四者都可以归属于广义的文化。约瑟夫?奈强调中国软实力的上升不是威胁，他不认为多数美国人会将中国不断上升的软实力视为一种威胁，“存在着中国软实力和美国软实力共同增长的可能性，它们不一定是对抗的”。

中国在寻求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以及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吸引力的过程中，积极开展以中国语言、文化和思想等的推广活动为代表的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这样的外交活动有助于展现中国文化魅力，激发外国公众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并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价值观与文化，消除他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与戒备以及树立一个文明的、负责任的、值得信赖的中国形象。

实际上，冷战本质上是一场文化战争，就连西方内部，文化冷战也从未断绝。战后美国文化强势进入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但是，欧洲文化绝非被动全盘接受文化美国化，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一致致力于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国为甚。为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保护法国文化，针对美国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谈判中提出的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法国坚持“文化例外”政策，反对将视听产品纳入世贸组织贸易规章制度中。法国为此对欧洲各国进行不懈的游说，终于使得1993年欧洲议会采纳了“文化例外”原则。2001年12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第五条规定：“文化权利是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创造多样性的繁荣有赖于文化权利的全面实现。”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日渐崛起令世人瞩目，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则亟待拓展。有数据表明，目前美欧占据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76.5%，亚洲、南太平洋国家19%的份额中，日本和韩国各占10%和3.5%。美国文化产业创造的价值早已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我们需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他们知道什么是最中国的、最优秀的、最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么是全球市场；知道谁在消费中国，谁在了解中国，否则很可能将导致文化生产过剩或者错位。

欧美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

西方人很早就认识到文化战争的意义。1929年，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提出了“大战略”的概念，认为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的正确算计、结合和正确运用，大战略的目的在于调节或指导一个或几个国家的所有资源以求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在此基础上美国战略学家创造了“国家战略”的概念。

文化战略是国家战略的文化命脉。在国家战略体系中，文化战略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对于大国或未来的大国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有人认为，大国的崛起需要三个基础：政治基础意味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经济社会基础则是提供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保障，而文化基础则作为国家实力软实力（soft power）的核心部分，是大国竞争的最后战役。文化软实力不强的国家即使在战争中获得胜利，也无法赢得他国的认同，只能成为强国而不能成为大国，只能沦为“霸道”而达不到“王道”。因此当代许多大国都将文化战略视为国家战略的根本，将文化主权视为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

就国际关系而言，历史上大国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与国家形象的变迁绝非偶然事件，而是蕴含着极为复杂的战略体系。如同个体间关系一样，国家之间也往往呈现出某种“镜像”关系，文化战略一方面可以对他国的形象进行建构、突出、扭曲和利用，服务于本土建构自身形象的现实化需要，另一方面，通过有意识地营造易被接受的国际形象，推行文化传播和渗透，强化本土文化的感召力和向心力，也是大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上述中国形象的几经变迁就可以视为西方国家依据自身需要有意推行文化战略的结果，而在当前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背景下，民族国家的界限远未消融，尽管像哈贝马斯、乌尔里希?贝克以及齐格蒙特?鲍曼等西方思想家不断质疑全球经济时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甚至有“世界政府”、“永久和平”、“帝国”等乌托邦式的提法，但这些发端于西方的思想归根结底是为西方国家的自身利益服务的。现实状况则表明，无论是在东亚还是欧美，民族国家依然在不断强化自我认同感，将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经典化和神圣化，国家也从未放弃自己的文化职能，而是将经济与文化捆绑起来。法国前文化部长朗格就曾指出：“文化是明天的经济”，当代大国通过新闻传媒、影响等手段，极力建构自我的良好形象，强化自身的优势，对异己国家则采取双重标准，夸大对方的弊端。

在核威慑的危机共振平衡背景下，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间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几率越来越小。人类的近代史也得出了深刻教训，每一次新兴国家崛起并企图充足世界格局的尝试中，但凡揭竿而起挑起战争者往往事与愿违，遭遇失败后几十年间一蹶不振（如德国、日本），但凡隔岸观火，不主动挑战既得利益国家者往往渔翁得利，悄然走上前台（如俄国、美国和未来的中国）。 20世纪之后真正的大国崛起绝不能依靠诉诸战争武力，“攻心为上”反而成为屡试不爽的法宝。反观今日大国间文化战略的博弈，则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一大图景。

如果将“后冷战时期”与以往影响国际形势的多场“后战争时期”进行对比，会发现无论是1815年打败拿破仑后主宰西欧的英国，还是1919年后的一战胜利者协约国集团，或是1945年二战后和90年代冷战结束后的胜利者美国，都属于刚刚赢得重大战争胜利的国家，胜利者忽然获得了某种权力或者强化了某种霸权，在此种形势下，胜利者寻求的必然是保持权力的永恒状态；然而与此矛盾的是，这些国家往往反而寻求对自身权力的限制，甚至为了追求稳定的国际地位向更弱小的国家做出某种让步。对此，有学者进行过深入剖析，认为这是领导国进一步利用战后国际制度来“锁定”（lock in）其有利的战后地位的一种手段，通过对自身权力进行充分的“战略束缚”（strategic restraint），以获得弱国和次要国家的默许。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包括美国在内的大战后领导国，都热衷于某种“制度化”方式，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可以讨价还价甚至作出让步，但归根结底要将所有国家都锁定在战后的新秩序和规则之中，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保证自身长久的地位。冷战之后，美国恰恰追求的就是这种“政治稳定”的国际霸权地位，通过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手段，推进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广泛参与建立和控制国际组织，施加其强大的影响力，力求将美国的特殊地位制度化，将美国文明置于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这就是美国文化政策的战略背景。

西方通过全球化让世界变成“地球村”，中国崛起让西方霸权日益变小。新世纪中国文化战略的重要核心在于：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我们必得注意国家形象在国际化语境上的“水桶定律”——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引申开来，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对外形象面临的共同问题，即构成国家形象大国形象的各个部分往往优劣不齐，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水平。

事实上，中国遭遇的东海和南海危机，表面上是美欧国家搅局南海，使得领土争端和资源争夺问题日益复杂化。而深层原因，是中国“汉字文化圈”长期以来已经失效，半个世纪以来，整个东亚“去中国化”倾向十分严重，“汉字文化圈”已经被“美国文化圈”取代。南海一些国家唯美国的马首是瞻。中国文化对“汉字文化圈”的辐射力已经基本消失，中国对韩国、日本的影响微乎其微；对越南、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影响基本上不存在，相反这几个国家都变成了“美国文化圈”的追逐者，与中国成为若即若离的仇人，形成大国文化亲和力丧失后的对峙状态。可以说，大幅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中国文化战略和国家话语， “再中国化”和“重建汉字文化圈”，诸多问题才能良性解决。

在世界原教旨主义倾向日益抬头的大背景下，我们既不能走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也不能走抄袭西化的道路，只能在宽容中庸、立己达人中走以中国自身为主，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守正创新的文化强国路。发现东方，意味着强国文化身份重建与中国文化复兴紧密相关，同时还意味着，中国文化守正创新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世界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和谐均衡发展的基本保证。

不难看到，在军事上的打压，经济上的竞争，文化上的战争已经出现新的动向，作为大国崛起的前提的中国文化创新，无疑被相当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当前，文化战役早已经打响。新世纪美国调整战略走向，文化强势进入亚洲，并提出重返亚洲，甚至喊出“新世纪亚太是美国的世纪”。只有三百年历史的美国在1945年以后，掌管了世界的政治、军事、文化走向——大抵做了两件大事情：第一，把世界从二战以后的60多个国家，成功的变成了200多个国家。第二，用后现代主义边缘化欧洲的现代主义和亚洲的前现代主义，美国霸权话语逐渐在全球形成。战后西方文化成为当代世界文化中最为强势的一种，而美国文化又是西方文化中影响力最强的一支。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精神文化问题，其文化政策包含内外两个维度：对内，要解决自身精神文化的堕落，致力于消除过度放纵的消费主义、精神空虚、毒品泛滥和道德沦落等社会问题，强化突出美国的个人主义、民主政治和自由原则等主流价值观；对外则制定文化政策，强化文化措施。除了加强科技、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实力外，美国将信息实力的发展置于文化实力的突出地位，将文化实力与科技实力、国家力量集合起来，由于信息技术是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性成就，占据了信息化的制高点，就能保证美国文化的尊贵地位。此外，美国在影视、媒体等方面的投资与出口是高度自觉的，这背后都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可以说，美国文化政策重要的一环就是对外文化渗透。这种文化渗透主要是指：美国利用其新闻媒介、电影娱乐、因特网等方面的优势，渐渐地影响他国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方法。正是由于文化渗透在美国外交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政府决策者有意识地将美国文化视为征服他国的重要手段，其外交手段中，“文化输出”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这种文化输出往往与“文化渗透”结合在一起，是强化论证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的“软权力”手段。

实际上，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将对第三世界的文化输出视为实现其外部利益的国家战略。1992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在《美国复兴日程》中说：“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理论，将文化差异提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布什所谓的“软力量”也就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1989年首次明确提出的“软实力”（soft power），这一发端于美国的术语而今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理论的关键词，对其现实文化政策造成了深远影响。约瑟夫?奈所谓的“软实力”具体内容包括：文化吸引力，也就是成为普世性文化；意识形态或政治观念吸引力；铸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以及信息权力等。约瑟夫?奈的论点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已经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一同成为美国文化战略的理论化成果，并对美国战略决策者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实践层面，美国借助其文化权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理想和制度，通过对海外的广播宣传、对外文化教育交流项目、技术输出和文化输出等手段扩大美国文化的影响。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海外广播：美国认为无线电台的作用要高于学术交流，因为它能直接对全世界千家万户和无数民众输出美国文化，1995年美国新闻署署长约瑟夫?杜菲说：美国新闻署的核心目标是“用外国文化所能够信赖和接受的语言解释和宣言美国的诸政策……了解、告知和影响外国公众，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冷战后美国对华广播更加深入，每周“美国之音”对华普通话播音为84小时，藏语广播28小时，粤语广播14小时，还有固定时间播放电视节目，另一家“自由亚洲电台”自1996年以来每天以普通话、藏语、粤语和维吾尔语对华滚动广播24小时。资金方面，这些电台都得到美国国会拨款，美国政府命令他们“对中国听众准确地报道美国及其政策的新闻，以及客观权威地报道中国国内及周边地区所发生的事件”。

冷战本质上是一场文化战争，美国正是凭借文化输出的力量颠覆和改造了苏联的意识形态，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苏联长期以来文化领域的混乱与政策反复给了西方文化入侵的机会，从而丧失了国家文化安全，最终付出解体的代价。约瑟夫?奈的软权力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就是“隐形霸权”，通过这种霸权，美国得以摆脱传统强权手段，依靠自己的科技、文化能力，引领着世界文化生产与创新潮流，使得每个人不得不跟着美国跑，薯片、芯片、大片这样的“三片文化”背后就是鲜明的美国逻辑：要么接受网络化、信息化、快餐化的生活方式，要么被这个时代所淘汰。俄罗斯甚至有学者自惭形秽地指出：“在今天，西方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也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标志，而是经济、科学技术和民主发展现有最高水平的代表。不能达到这个水平的社会就不能称其为现代社会，因此日本、新加坡、韩国是西方，而我们直到现在还不是。”

当然，当代也从来不乏对美国文明及其政策的批判之声，福山和亨廷顿这样的美国理论在俄罗斯同样遭受过尖锐批评，尤其是亨廷顿解决俄罗斯文明困境的方略：加入西方政治军事联盟，与西方合作对抗儒教和伊斯兰教，这种论调遭到了广泛批评，无论是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还是传统的强国派、自然主义者都拒绝接受这一建议，认为美国的建议只会导致俄罗斯日益依赖西方，丧失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一致致力于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并且在国际上形成了以WTO（世界贸易组织）和US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平台的两大文化阵营。1984年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身就说明，在政治上形成了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两大政治阵营，而WTO和USNESCO则是在文化上的具体表现。

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CFP供图

东亚文化“去中国化”的文化挑战

随着亚洲的崛起，其文化国策方面的动向大致有三：一是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三是印度在拥有了两艘航母以后，又有了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因此强调21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印度在地区事务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文化很早就输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龙象之争”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筹。可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使得周边国家对大国文化形象有新的体认。当然，对此类文化之争我们不得不深加关注。

中国、日本、韩国构成了东亚三强，但从目前情况看，在文化战略上，由于自觉性和关注度不够等原因，中国落后于日韩。东亚的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最近又要强调成为东亚的代表性国家，成为世界文化大国。印度在软件工业和区域特色文化方面确乎有世界性声誉，而其通过科技、军事、文化获得全球扩展的心思也不可不察。早在1985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之时，就试图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最终走向“文化大国”，最后担当亚洲统一的领头雁。而在成为文化大国方面，日本不惜重金进行文化输出。日本计划准备

输出一百位哲学家，一百位艺术家，一百位文学家，一百位经济社会学家，总的拨款二十亿美元。1995年，日本出台了《新的文化立国目标：当前振兴文化的重点和对策》，提出21

世纪的文化立国战略，1996年日本文化厅提出《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正式确立文化立国的国家战略。1998年3月，文化政策促进会提交了《文化振兴基本设想——为了实现文化立国》，深入阐释了文化立国政策。日本的文化立国战略其目的就是要推出日本文化。试图确立日本文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使亚洲国家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也接受日本文化。

此外日本因为二战罪行其国际形象一直不佳，如今又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很深的成见，为了成为未来亲善的国家形象，同时为了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相抗衡，日本政府有鉴

于全世界正学习日语的外国人仅仅236万，计划在全球各地增设“日语学习中心”100所以上，学习中心的规模扩大近10倍，从而从文化深层次改善世界对日本的看法。在国内，进

一步扩大留学生的规模，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2007年4月18日，日本政府“教育再生会议”在首相官邸举行了分科会议，与会者一致决定把“到2025年将在校留学生数量扩大至目前的10倍即100万人”这一目标写进5月的第二份报告中，说明日本致力于通过吸引世界而传播日本文化。日本为了输出自己的文化，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可谓不遗余力。

韩国是新兴的文化产业大国。1998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明确提出“两个五”：力争五年之内把韩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提高到5%；力争五年内能培养出10000个内容创作者，其中10％有外销的能力。为实施这一战略，韩国先后颁布了“国民政府新文化政策”、“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推进计划”、“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十几部法律法规，又于2001年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并且每年获得政府50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韩国《大长今》的海外输出根本不是一个编辑、编导的思想，而是国家性的，所以电视剧《大长今》绝非一个电视剧而已，而是事关韩国的文化输出、文化战略的举措。而且，他们要把“韩流”变成“亚流”，甚至“世流”。一个小小的韩国，在海外有12个韩国文化院。2004年韩国文化产品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显然这是以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但韩国成功地输出了自己的文化，拯救了韩国经济。在新世纪国际争端和地缘政治语境中，韩国对文化输出可以说是作为国策对待之。在新世纪国际话语权争端和地缘政治文化语境中，为了扩散“韩流”在东亚的影响，塑造东亚大国形象，可持续地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新办的“世宗学院”将面向世界尤其是东亚民众免费教韩国文字和文化，使得现有学习韩语的百万余人借“韩流”大潮迅速膨胀，使全球更多的人认识到韩国文化的重要性。

从1985年日本的文化输出到1998年韩国的文化输出，其间我们中国重点在发展经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新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根据世界新格局有所调整，怎样让中国人信服自己的文化，然后才是拿什么让世界人民欣赏。世界大国都是以文化立国的，如果没有文化，冲突就会不断升级而无法得到缓和。而导致国家安全出现裂隙，文化内在凝聚力缺失。

这二十年来，我们中国只是在发展经济。如果让中国人谈文化，我们又能谈什么？我们如何让中国人信服自己的文化？可以拿什么让世界人民欣赏？我们的礼治、礼仪消失了。论实力，中国的GDP总量世界第二，但论观念和策略，中国却没有跟进。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产业应该在推进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有更多的作为。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东亚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忽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事实。尽管由于冷战心理模式作祟，周边有的国家对中国仍然怀疑和不信任，“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这一点无法改变：人类文明需要一个和平崛起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明，中国必将与日本韩国印度共存于东亚和南亚，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改变这一结构。因而，日韩等国在文化误读和文化战争的国际大形势中，明白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道理，选择了最具有持久力量的对外文化传播方式，使其不落中国之后，达到抗衡中国文化和平输出的目的。也许少一些冷战思维的话，“孔子学院”、“世宗学院”、“日语中心”各自不断开拓，会使东亚文明整体海外传播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待续）

在文化战略上，由于自觉性和关注度不够等原因，中国落后于日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