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中国城镇化的任务突出出来,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源泉,也是中国现代化的“综合战场”。城镇化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有挡不住的自发性,但要获得这一进程的高质量,又是最难的一件事,做好了它,几乎可以等同中国现代化的成功。
中国城镇化的规模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它的综合质量应当说差强人意。中国城镇同发达国家的城镇相比还有很大综合差距,但对照亚洲及拉美发展中国家大城市几乎望不到头的贫民窟,我们又算是幸运的。中国城镇化过程的综合打分应当高于“及格”。
中国的大量城镇得以避免“贫民窟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较强的控制力。中国城镇的扩大过程与国家城镇经济的发展需求总体上形成了对应,农民进城的盲目性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进城的农民并没有失去土地,有退路,中国“农民工”是全世界非常独特的人群,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同时有农民和工人两个身份,并在城市和农村间不断穿梭。
但中国的目标是要建造高质量的城镇,它的动力却不是工业化本身就能提供的。中国的很多城镇从本质上说是“围绕大工厂的宿舍区”,即使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里也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下班了,穿着工装的大量农民工从工厂出来走向宿舍,早上则相反,城市的一切与他们的关系很少。
中国的大中城市都越建越漂亮,都有大广场,周围刻意集中了一些豪华大厦,很多还建起CBD(中央商务区),入夜之后主要大街景灯闪烁。但在很多城市里,这些硬件设施的经济利用率极低,它们脱离城市现实,带动不起消费。
中国的市委书记、市长们都学会了抓基础设施建设,他们都有本事让城市很快变个模样。但很少有地方官员是组织活跃市井经济的行家,因此中国出了不少漂亮的、但在经济上却又是“空荡荡”的城市。
中国需要加强城镇自身的“城镇化”,换句话说,要让我们的城镇“更像城镇”,而不是超大型的“宿舍区”。农民工要市民化,居民区要“社会化”,夜晚是城市“下班”,但却应是经济生活的继续。
中国很多城镇都没有独立的文化性格,有些城市的文化价值有时还不如发达社会里的一个社区。西方的城镇几乎都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有一层层的文化积淀。中国的一些城镇或城市新区则短时间搭起来,文化是空的,毫无消费的附着力,所有中国人都崇尚几个全国性的明星,各地很少有自己独特的骄傲。
让我们的城镇在市井经济和文化层面都活跃起来,需要一些工业化之上的拉动力。然而这些拉动力都是些什么,我们不仅不清楚,甚至缺少这样的研究者。因此中国的城镇化基本在低水平层面上“重复建设”着。
中国高质量的城镇化不可能是欧美城镇的拷贝,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它们当年完全不同,我们的文化环境也自成一体。中国城市的繁荣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也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很多城市搞得过于“正规”,城市本身应有的一些“不规则”受到压抑,民间创造力也像街头小摊那样被一起“整顿”了。
中国城市人口很多,但培育有经济和文化价值的人气却很难,我们的市委书记、市长们需要涌现一批深度城市化的先驱者,时代在呼唤他们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