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遭遇双重夹击 “哀兵”突围

　　前有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后有发展中国家竞相卷进工业化进程。遭遇双重夹击的中国制造业，既有成本优势日渐削弱，新的比较优势还未形成。面临四重挑战，中国制造只能“抗兵相加，哀者必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向奥巴马说“这些工作不会回来了”的乔布斯离世一年多后，蒂姆·库克的苹果公司满足了美国总统。2012年底，这位苹果公司现任CEO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计划新的一年里投资1亿美元把部分Mac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这是十多年来苹果公司首次将其生产部门迁回本土。

　　苹果的做法并不算特立独行。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2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在其对106家年销售额不低于10亿美元的美国公司所进行的调查中，有37%的公司表示正考虑或计划把部分制造业务迁回美国。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企业选择“出走”中国的同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却备受青睐。2012年7月初，包括雪佛龙、可口可乐、卡特彼勒、通用电气在内的21家美国公司联合考察越南市场，商讨投资计划。

　　此后不久，一直将中国大陆作为主要生产基地的中国台湾企业富士康集团开始在印尼建立生产工厂，投资预计高达50亿～100亿美元资金。10月，运动服装巨头阿迪达斯决定关闭其在华唯一一家直属工厂，并迁往东南亚……

　　上述变化也在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中初现端倪。2012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925家，同比下降10.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17.2亿美元，同比下降3.7%。与之相对应，东南亚地区的外国投资正在快速增加。2011年，东南亚各国吸引外资达到1170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了26%。

　　在发达国家市场和新兴市场之间，一度左右逢源的中国制造业似乎正在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而这距中国在2010年把美国保持了100多年的“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的头衔第一次揽入怀中，仅仅过去了两年时间。

　　尽管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们表示，从目前情况来看，一些制造业企业无论是“回归”欧美还是迁往东南亚，仅在部分地区和行业零星出现，对中国的冲击还是“雾里看花”，然而这些现象却揭开了中国制造业所面临挑战的“冰山一角”：

　　短期看，中国制造业遭遇经济下行、出口疲软、用工成本上升等近忧；长远看，又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前有欧美国家力推制造业复兴，占据产业链高端、把控先进技术的阻击，后有东南亚、非洲国家以低成本生产优势掀起工业化浪潮的追赶。

　　尤须警惕的是，随着3D打印技术、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相结合的数字制造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崛起，世界正在酝酿一场渐行渐近的工业革命，必将对现有全球制造业格局带来强烈冲击。

　　“中国制造业已经明显感受到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对任何一个工业国家而言，这场革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向本刊记者表示，放眼未来，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就是，找准自身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发现和重塑新的比较优势。

　　中国低成本“围城”

　　“要素红利一直是中国高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但近年来，中国的要素成本水平明显提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工信部赛迪研究院院长罗文对国内人工成本的变化印象深刻。据统计，过去十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货币工资由12373元/年增加到41799元/年，增长了237%。

　　与之相反，为了生存，美国工会正改变它们的优先选项。最近，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名为《内包景气》的文章里谈到，GE总部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电气公园，上个世纪50年代是代表美国制造业的丰碑，七八十年代又以“罢工城”闻名，“但今天工会已愿意接受一种区别2005年的分层薪资方案，其中70%工种将获更低报酬，每小时只能得到13.50美元左右的报酬，几乎比以前低了8美元。”

　　“潮流已发生转向，金融危机和大衰退已使美国正成为一个生产制造的‘较低成本国家’。”波士顿咨询公司在其《美国生产复兴——为何制造业将返回美国》报告中发出了如此感慨。

　　按照该报告估算，2005年中国劳动力平均成本是美国劳动力成本的22%，但2010年这一数值达到了31%。与此同时，中国工厂每小时生产力工资是8.62美元，美国南部为21.25美元，但预计2015年中国长三角沿海地区会达到15.03美元，美国南部则是24.81美元，对比变化相当明显。

　　除了人工成本的劣势被缩小，在其他一些方面，美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已经开始显现。“美国正成为全球能源的价格洼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为本刊记者核算，得益于页岩气的大量开采，美国的天然气价格在去年一度下跌至每千立方英尺2美元的十年最低水平，只及欧洲和日本天然气进口价格的1/5和1/8。

　　“这一方面引发了美国天然气化工产业的迅速恢复，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美国天然气发电的价格。”他告诉本刊记者，目前，美国绝大部分州的工业电价甚至低于中国沿海省份的工业电价。

　　此外，在中国对内外资一视同仁之后，美国政府对于回到本土的制造业企业，还给予了大量优惠。例如，当GE决定在美国建厂后，美国联邦政府根据2009年的恢复和再投资法案向GE实施系列税收优惠和奖励。紧接着，肯塔基州政府和路易斯维尔市政府也提出积极的税收激励计划。

　　综合各种因素，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未来五年，在美国制造的产品，生产成本只比中国沿海城市略高5%～10%。如果考虑航运成本以及各种隐性成本、供应链成本，中国的总体成本优势将变得微小。这与中国刚入世时相差几倍的数字来比，大相径庭。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劳动生产率远高于中国，因此即使中国劳动力价格比美国低，也并不一定代表单位劳动力成本会比美国便宜。”因此金碚认为，从成本角度分析，一些企业“撤离”中国是完全正常的资本流动，就如同它们当初选择中国一样容易理解。

　　“不用紧张，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冯飞表示，经济全球化仍是大趋势，美国的“制造业回归”不可能是全面性的，但却说明一个道理——正是过去长期固守于低成本这一种优势，才导致今天一旦成本出现上升，“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便被大大削弱的状况，“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制造业既有的比较优势被削弱，而新的竞争优势还没有形成。‘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已经过去，必须形成动态的比较优势。”

　　升级遭遇西方“围堵战”

　　“苹果将为解决美国就业问题出力。”谈及为何在美国建厂，蒂姆·库克首先提到这一点。无论库克是否言不由衷，对美国政府而言，这却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和“政绩工程”。根据相关统计，得益于“再工业化”的带动，仅在2011年，美国制造业就新增23.7万个就业岗位。

　　无疑，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本应该属于中国，但这并非最值得担心的事情。罗文说，“美国在重振制造业过程中频出的系列举措，往往将中国作为‘假想敌’，这对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的中国制造业构成了严峻挑战。”

　　2012年10月10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光伏电池及组件的双反仲裁结果，将对中国输美的太阳能电池征收14.78%至15.97%的反补贴税和18.32%至249.96%的反倾销税。而仅仅在两天前的10月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依据其“有罪推定”原则发布调查报告，以华为、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提出五项阻止这两家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的建议。

　　两起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时间如此接近，会是巧合吗？

　　“美国的‘再工业化’不是重新回到以传统工业为主的旧经济结构，而是对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发展战略的修正，是利用发达国家自身在资金、科技、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在新的层次和新的起点上全面提高本国工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增强自身综合竞争力。本质上，是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

　　采访中，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燕为本刊记者分析，从近期看，这一战略是出于缓解由严重失业带来的社会矛盾的现实需要；从中期看，是着眼为经济复苏提供强大推动力而作出的发展布局；从长期看，是试图掌控后危机时代新一轮技术革命主导权而进行的长远谋划。

　　问题在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恰逢中国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因此中美两国难免在一些产业上形成某些“交集”，构成直接竞争。

　　罗文表示，“在这场竞争中，美国会凭借领先的基础研究能力、强大的高新技术和创新优势，率先抢占制造业制高点，加紧从技术、标准、规则和市场等方面设置门槛，通过采取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强进口控制，并在一些关键领域加大对我技术输出的控制，使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的难度增大。”

　　事实上，美国采取上述贸易限制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一方面，包括光伏产业在内的中国新能源产业近年来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并且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场中越发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华为和中兴通过不断增强研发实力，已经成为世界高端信息产业中迅速崛起的佼佼者。

　　显然，美国人不会容忍“再工业化”战略刚刚启动就遇到威胁，更不会容忍对手在自己的市场中成长起来。因此，通过频繁制造贸易摩擦来打压中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工业出口中的高端产品，以抑制中国制造业体系的突破，便成为意料之中的选项。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国的光伏企业因此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际，来自美国的大量跨国资本又开始蠢蠢欲动，意图通过低价收购来‘斩草除根’。”采访中，有专家强调，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贸易摩擦问题，而是中美制造业战争进一步强化的体现，“今后中国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可能成为美国打击的目标，通过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打压，来抑制我国制造业体系的突破，进而遏制我国的有效崛起。”

　　“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罗文进一步谈到，从以往的经验看，承接国外高端制造业，充分利用好随之而来的知识扩散和技术溢出，可以成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契机。但在“制造回归”和“再工业化”战略的影响下，美国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加强投资及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吸引在华高端制造企业回归，使对外直接投资实现“逆转移”，从而减少了高科技跨国公司在中国技术溢出的机会，延缓中国制造业前进的速度，使得中国与美国高端制造技术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卧薪尝胆的突围路

　　“现在处于转型升级的痛苦期，但不能因为痛苦而丧失对前途的希望。”谈及未来，冯飞强调，中国制造业依然具有足够的发展潜力，“首先，虽然在逐渐削弱，但中国制造业综合成本低的优势仍将保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其次，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甚至已经超过了不少发达国家；最重要的是，中国是全球比较少见的、能把超大规模国家市场优势和比较强的产业化能力结合起来的国家。”

　　现在，自主创新——在专家们看来，将是变潜力为现实实力的关键所在。

　　“纵观世界，决定各国工业化进程的有三个基本因素：要素禀赋条件、科学技术运用、观念文化特质。”金碚认为，当前自主技术创新尤其是在核心技术上的突破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积累，将成为推进中国制造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而制造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了这既是一场“攻坚战”，又是一场“持久战”。而这又涉及到工业化进程的第三个基本因素——观念文化特质。“制造业的成长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尤其是创新，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投资，只有持之以恒，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采访中，有专家强调，制造业创新不是见异思迁，而应是执著的进取，只有一直坚守才能等来开花结果。

　　然而，在金碚看来，执著与坚守恰恰是中国制造业最缺乏的“特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制造业的迅速推进，其他国家两百多年走过的工业化历史在中国被缩短为几十年的时间。这个可以被称之为‘压缩式工业化’的阶段，我们看到，‘快鱼吃慢鱼’、‘做大做强’和‘规模扩张’是这个时代最有效的竞争方式和增长方式。”

　　“在这种‘跑马圈地’和追求‘立竿见影’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急于求成，以大为傲，甚至是浮躁奢华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很快形成弥漫性社会现象和氛围。”他谈到，当制造业生产能力极大增长使得市场更加趋向饱和时，再加之企业经营环境不够完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愿意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业生产和技术创新，而是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跑政府部门争取“优惠政策”，进行“资本运作”，追求“公司上市”，以至“套现创富”，力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成为亿元、十亿元、百亿元、千亿元企业，“进入全国500强”以至“世界500强”的行列。

　　“如此注重立竿见影的业绩和迅速的规模膨胀，以及追求短期致富，必然导致削弱了扎实、专注、执著的实业精神。”他感慨道，“催熟的瓜不甜”，要想真正把制造业做好，就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功近利，踏踏实实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去做，不能只看短期的经济利益。

　　“纵观200多年来的世界工业化，为什么只有美国、德国、日本、瑞士等少数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工业化强国。就是因为只有这些国家经过长期积淀才真正形成了一种深厚的现代制造文明，而且即使在制造业的全球化和产业国际转移中，也可以让这种文明素质根植于本国。”

　　在金碚看来，一个国家要成为真正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必须有众多致力于坚守实业的制造业企业，而这需要有企业家精神和事业理念的支撑。如果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企业和企业家，不断在实业发展中取得成功业绩，中国就能够逐渐形成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心理和实业基础，积淀下植根于中国本土的实业精髓，从而支撑中国成为真正强大的现代工业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