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强力施压下,日本货币政策被迫进一步趋向宽松,一是放松政策目标,将通胀目标从1%上调至2%;二是扩大量化宽松规模,自2004年1月起日本央行将引入开放式资产购买措施;三是频发政策暗示,甚至考虑放弃为短期利率设定的0.1%下限;四是强化宽松基调,日本央行明确表态将在战胜通缩、恢复增长前持续加强宽松力度,配合财政政策的刺激计划。
日本政策当局此番强化宽松货币政策基调并不出乎市场预料,毕竟从短期经济走向和长期经济趋势看,日本经济都已行至危险的刀锋边缘,不变则只会在短期衰退和长期萧条中愈陷愈深。
关键问题是,宽松货币政策的此番强化能否治愈增长萎靡、通缩严重、信心匮乏的“日本病”?日本政府会进一步利用尚存的宽松政策空间吗?从主观层次分析,安倍晋三有继续发力的意愿,但从客观层次分析,难度较大。在当前德国、美国等主要国家都对日元贬值表示不满,货币战争气氛渐趋浓烈的背景下,日元的进一步贬值恐会遇到较大阻力。
值得强调的是,即便日本政府能有效维持并适度加强宽松货币政策,“日本病”也未必能痊愈。政策实际影响长期看恐将弱于预期,政策效果能否得以有效传导尚存悬疑,宽松货币政策长期影响恐打折扣的主要原因有:
其一,正如麦金农(2007)的研究,持久的流动性陷阱既大大压缩了日本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也使日本国内的资产组合在持有美元和日元上更加不稳定,进而将削弱宽松货币政策效果。
其二,正如田谷祯三(2007)的研究,结构性因素会削弱宽松货币政策的通胀效应,例如日本兼职职工与全职职工之比已从1990年的13%提高至25%,进而给劳动力工资造成了长期下行拉力,作为需求调控的宽松货币政策难以对结构性病因产生影响。
其三,根据伯南克(2002)的论断,抗通缩政策的有效性在货币和财政当局合作的情况下能得到大幅的提升,但全球最高、200%以上的负债率限制了日本财政宽松的力度,进而使得宽松货币政策缺乏有力的政策搭配。
其四,日本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不仅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消失,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替代效应也降低了整体工资水平,进而导致宽松政策的增长效应和通胀效应都受到抑制。
其五,日本微观主体形成了潜在的通缩依赖,日本家庭将超过50%的资产以现金或银行存款形式保存,日本企业也对加大杠杆、负债发展充满了恐惧,进而导致宽松货币政策的施力缺乏微观基础。
总之,短期看,日本宽松货币政策力有不逮,长期看,政策影响恐将弱于预期。对于中国而言,日本宽松货币政策从贸易、汇率、资本流动渠道直接产生的影响或许并不太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日本宽松政策短期不给力、长期不如意,那么日本政府向外倾泻政策压力的可能性将有所上升,中国作为日本在亚太地区经济、金融方面最大竞争者之一,将可能成为矛头所向,而这也将进一步放大有关岛屿争端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作者系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