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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K高管陷入情色交易
临江旅行社老板翁剑雍承认，除了GSK中国，他们公司还与五六家外资药企存在类似的业务往来，“只是其他公司没有GSK这么厉害”。即使如此，最近几年，临江旅行社每年的营业额也在1亿多元，而其中至少20%的会议虚增会议规模。
而据GSK中国高管称，除了临江旅行社，GSK的内部会议，以及外部会议，至少还与30余家旅行社有些业务往来。仅梁宏一人，每年涉及会议的预算就高达几个亿，给临江旅行社的也仅仅一千万元，其他会议费用，都由其他销售人员再联系旅行社组织会议，虚开和虚构现象同样存在。GSK中国的高管和销售人员，再用这部分钱行贿政府官员、专家和医生等。
警方表示，GSK中国的高管通过旅行社套现了多少钱，又有多少钱用于行贿，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据初步统计，这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临江旅行社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办案民警表示。
据记者了解，还有一家旅行社，为了拉拢权限极大的GSK中国高管，还使出了“美人计”。这家旅行社雇用了一名女子，向这名高管进行性贿赂，这名女子在这名高管身边待了4年左右。
不难看出，GSK中国的利益链始终伴随着贿赂链，其特点就是通过承办这种会议、赞助等形式规避中国法律，同时规避内部监管。
在GSK案发后，整个医药行业人心惶惶，担心突然哪天警方就找到了自己头上。警方表示，药价虚高，与药企的行贿不无关系，必须要严打。此次通过GSK案震慑和规范整个行业，使药价虚高的现状有所改善，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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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成本“占”药价三成
据梁宏称，在GSK中国，他负责肝炎、泌尿、糖尿病等几个治疗领域药品的销售管理。据他介绍，一种药品要上市，要与各个部门打交道，如注册涉及药监部门，价格涉及发改委，进医保涉及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进入地方涉及地方招标办，进入医院要涉及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医生等，“环节太多，要打交道的政府部门太多”。
已经在医药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梁宏说，据他估算，药企运营在药价中所占的比重高达20%到30%，至于行贿成本占到多少，倒没有太多统计，但占的比例非常大。梁宏说，通过十几天的反思，他认为运营成本所占的比例确实太高了。“如果能少开点会，就能降低一些成本，就能有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梁宏说，以一种治疗乙肝的药为例，出厂价约在140元，经过经销商、医院等层层加价，最后到患者手里，价格达到了210元左右。
梁宏也指出，症结还在于环节太多，“我们也喜欢越简单越好，如果药品的环节少了，腐败也就少了”。梁宏指出，以药养医是其中最大的问题。
梁宏还认为，目前中国的药厂太多，都是一种低水平的仿制，这就导致不能集中优势进行研发。而像美国，只有几家大型药企，动辄就可以拿出数亿元进行研发，“研发的成本最高”。梁宏说，这实际上还是管理的问题。
梁宏说，希望此次GSK中国案件能起到一个警示作用，对未来中国的医药市场起到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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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项目行贿数目达200万
41岁的翁剑雍是上海本地人，以前曾经在一家旅行社打工时，就知道药企通过旅行社开会的事。2006年，他成立了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2007年，他之前认识的一位朋友，从其他药企跳槽到GSK中国公司。在这位朋友的推荐下，临江旅行社成为GSK中国的一个会议服务商。这期间，临江主要承接GSK中国的疫苗部和培训部的会议。由于培训部主要是内部培训，还比较正规。
而在承接疫苗部的会议和项目时，临江已经开始向GSK的人员以送回扣的方式行贿。据翁介绍，其中的一个冷链项目，行贿数目就高达200万元。
2008年，GSK中国迎来了一位新高管，他就是梁宏。
今年49岁的梁宏，大学时学得是制药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国企做药品生产。1993年，梁宏改做药品营销，当过医药代表的他，一直坐到惠氏医药销售总监的位子。2008年12月，梁宏跳槽来到了GSK中国，担任副总裁、企业运营总经理，年薪上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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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规则滋生新腐败
梁宏说，公司一般有两种会议，内部会议和外部会议，内部会议包括年会和平常的一些小会议，对外会议则是公司组织医生、专家或政府官员参加的研讨会等。根据GSK中国的规定，两万元以上的会议必须通过旅行社组织，一是为了办得更专业，二是为了避免内部员工动用大量资金，防止腐败产生。
在梁宏进入GSK中国以前，就已经有多个旅行社服务商，专门做公司内部会议。但GSK中国的这种游戏规则，并未能防止腐败产生，反而滋生了新的腐败。
2009年10月，由于翁此前在GSK中国的那位朋友离职，他将翁介绍给了梁宏认识。翁剑雍迅速抓住了这次机会，除了吃饭，翁剑雍还带着梁宏等人去台湾玩了一趟，随后又多次登门拜访。
从2010年4月份开始，梁宏再召开内部会议时，就开始启用临江旅行社。两个人的命运，也开始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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