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居民丢弃垃圾严格要求的同时,用经济利益的杠杆让生产商承担垃圾处理责任是另一种手段。“生产商要为自己生产的塑料饮料瓶这样的东西付费。”简又新介绍说,生产商的付费进入回收管理基金会,基金会的资金用来补助废弃饮料瓶的收集、清运者和回收再利用的工厂。
为了降低自己支付的费用,生产商会主动减少塑料饮料瓶的体积与重量,据统计,这样每年可节省原材料43%,省下清运空间70%。而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回收8个矿泉水瓶加上3杯喝剩下的咖啡渣就可以加工成一件运动服,这样的运动服广泛应用在国际赛场上,又成了促进回收的砝码。
长期生活在北京的张益认为,这样的办法目前在自己身边实现不了。
给现场带来一丝笑声的例子是,某地曾经试点给辖区内的居民发放两个大垃圾桶和数百个塑料袋,结果在入户调查时发现,有老大娘把两个垃圾桶放在自家阳台上,一个用来装大米,一个用来装面粉。
“要让我们在源头把垃圾分类,到底谁是第一责任人?”张益反问,是居民,还是政府?
张益认为,现在政府承担了大量垃圾分类的引导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老百姓把政府当成了第一责任人,自己的意识远远不够,“闯红灯、随地吐痰这样的小事都解决不了,怎么可能相信一个相对麻烦的垃圾分类能一夜做成?”
张益成立的公益组织正在做的是,收集居民手上的垃圾,再用人工分捡成不同种类的垃圾,一部分垃圾回收利用,一部分垃圾填埋焚烧,公益募款和政府补贴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为人们养成分类丢弃垃圾的习惯提供一个缓冲。
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松涛则认为,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从“脑袋”分类并不可行,只能提高“尾巴”上的处理能力,选择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造垃圾焚烧厂是一个合适的手段。
“高标准燃烧释放的二噁英(有毒物质)是不焚烧产生二噁英的1%。”李松涛说,这要求垃圾焚烧厂的运营商有良心,该上的设备、该用的物料一分钱都不能少。
长期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张益认为,这不是靠运营商的良心能解决的问题,“与其说老百姓是对垃圾焚烧厂担心,不如说是对监管丧失了信心。”
简又新说,减少浪费、物尽其用、回收利用是解决垃圾问题最理想的办法,焚烧、填埋应该是垃圾处理最不理想的两种选择,“再利用和回收的比例应该大于焚烧、填埋的比例才对。”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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