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退出QE无碍中国经济

　　在第二届“中美经济学院上海研讨会”上，中国经济学家关注改革，美国的学者更关心中美贸易协议的前景。

　　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国际研究员Gary Hufbauer，曾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教席和研究主管、美国财政部国际贸易投资政策辅助国务卿，也担任过美国财政部国际税务主管，他在国际贸易投资领域有着丰富经验。在他看来：“推进中美经济合作的时间表不是一两年，而是未来5-10年。”

　　当前，中美之间的合作路径有三种，一是全面的双边中美贸易投资协议，类似中国与新西兰、澳大利亚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二是正在推进的贸易谈判，比如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GPA）等；三是中国部分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

　　“上述任何一条路径对中美经济的发展都有建设性意义。”Gary Hufbauer进一步指出，“对于正处新一轮改革的中国而言，可以平衡经济结构，拉动消费和服务；对于经济复苏初期的美国经济，将获得更多的投资和出口，尤其是服务业和农业领域的收益最为显著。”

　　不过，中美经济合作仍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尤其是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QE），将对中国货币政策及经济走势产生一定影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Adam Posen对此表现得十分坦然。他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美国退出QE肯定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较好，并且中央银行已具备较高的货币调控能力。”

　　Adam Posen在金融危机后连续3年担任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外部成员，1999年，他曾和伯南克合作著写了《以通胀为货币政策目标的国际经验》。他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美国退出QE取决于经济增长、就业市场状况和通胀水平，尤其是失业率的变化。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将会降低美国国内货币供给，提升美国债券收益率，导致美元升值进而提高美元资产吸引力，国际资本将重新流入美国。目前，美联储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行，但是否能够平稳退出还有待检验。”

　　“美国退出QE，会造成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新一轮国际资本外流风险，加大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压力和宏观经济调控压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事实上，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出现了一些国际"热钱"流出的情况。”

　　但是，Nicholas Lardy认为，中国不会出现大规模“热钱”流出的状况，这主要是因为对中国经济前景看好。他表示，“内需是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的最大动力。”

　　对此，英国英敏特发布的一份关于中国消费者消费观的报告称，中国日渐成熟的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观念正在改变，对企业的产品和营销策略产生影响。

　　随着中国将发展重点转移至中小城市或是城市以外的地方，中国消费者提升了消费需求，体现在如从西方食品或西餐厅到奢侈品和理财产品上。从2008年到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11.3%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而农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更快，达到13.3%。

　　英敏特中国区研究总监徐如一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尽管中国消费者仍然首选存钱，但随着可支配的收入不断增加，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消费者愿意为自己花钱的趋势日益明显。他们对一些新奇的产品和体验显现出更多的兴趣。”

　　“尽管中国经济在2012年和2013年增速放缓到7.7%, 消费者明显更关心对他们眼前的生活质量有直接影响的因素，比如收入和生活成本。”徐如一分析，“可支配收入仍以10%的速度继续增长，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速比2011年下降了许多。这些积极的改变将继续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信心。”

　　事实上，除了拉动内需，Nicholas Lardy相信：“民营经济应该在改革和经济增长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很重要的推动力是生产行业完全向民营放开。在改革初期，国有、集体企业占据了生产主体，随着生产加工业逐渐开放，民营企业逐渐在市场当中发挥更重要的角色，生产效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

　　“随着利率市场逐步放开，银行会追求具有更高回报的资本，这样一来，会有更多的贷款流向民营企业。”Nicholas Lardy进一步指出，目前，在服务业中，尤其是金融服务和电信服务仍存在一定的垄断。从2008年经济普查的数据分析，服务业中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只有3%，民营企业有6%，甚至高于6%。去垄断化再加上利率市场化就会使更多的钱到民营部门，更多的民营企业能够进入到服务业，将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非常积极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