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快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黄文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广州应该退出限购政策,可以从南沙、增城、从化等郊区逐步放开。他认为,广州在一线城市中房价还处于较为合理水平。
黄文仔既是开发商,又是政协委员,他呼吁广州逐步退出限购,为所在行业解除压力,自然属于无可厚非的权利行使。那么,广州是否已经到了可以考虑逐步退出限购的时间点?一旦退出限购,广州的房价会出现怎样的风险?这两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放开限购可能是多输的结果。
首先,广州是否已经到了可以逐步退出限购的时间点?这要区分不同的对象来讨论:对于开发商来说,现在日子难熬,以往那种开盘即热销的好日子一去不返,限购在任何时候放开都是利好。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既然“去年政府入市的土地面积少了20%,但土地带来的财政收入没少”(黄文仔语),那么土地财政这一块的收入实际上是有保障的,至少在表面上,不会太着急。对于部分收入不高的普通市民而言,要想改善住房或者购买首套房,房价还是高,他们当然希望继续限购。至于外地炒房客以及手中持有多套房产的本地市民,他们也是热盼放开限购的。
放开限购的权限实际上不在地方政府手里,更高的决策者要考虑的是一个综合因素,而这个因素的首要表现应该是稳定:市民情绪稳定,房价稳定,土地财政收入相对稳定,地方债压力不至于让地方财政无法应付。确认了这个关键点,我们就明白,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放开限购,至少目前不是最佳时点,当然,长期看肯定是要放开。
如果广州马上放开限购,房价一定是一个飙涨的态势,为什么?很简单,北上广深都是优质资源的聚集地,加之社会各阶层财富的差距在拉大,一旦放开,楼市通行的应该是“丛林法则”,高收入阶层决定房价的涨幅,没有买房的市民只能望楼兴叹,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会成为让有关部门头疼的一个顽疾。
因此,有关部门一定会千方百计在各种矛盾中寻求平衡,限购就是相对而言有效的平衡方式,当然,它确实违背了市场化的理念和法则。那么放开限购的前提是什么?我认为是要建立足够的对冲政策:比如累进制税率的房产税,或者是足够多且足够方便的廉租屋,又或者是学习香港居屋政策的某些优点重构现在的保障房政策。如果因为各种原因难以三管齐下,至少在房产税政策上要保持足够的“火力”,让希望继续借助投资房产获取超额受益者不再进场,让中等收入市民能够凭借自身实力买得起房,让低收入阶层或租或买有栖身之所。
有了对冲政策再放开限购才是相对稳妥的选择。开发商现在都放言房产税对房价不会有影响,我认为这种判断为时过早,还是要看具体政策内容再做判断,没有确定性政策却说“不会有影响”,可以看作售楼广告宣传。另外,开发商基本都呼吁在销售环节放开限购,同时也叫苦称“地价越来越高”,地价高的原因何在?当然是因为供地主体只有一个。对此,诸位是否也可以多喊几句“市场化”?面粉太贵,也不是什么好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