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遷”影響下的北京“動批”

　　人流是從早晨5點開始聚集的。清晨，他們從周邊的小區和旅店走出來，從北京市的街邊和小鋪走出來，扎進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的幾棟高樓裡，人們更習慣簡稱這兒為“動批”。

　　北京“動批”是尚在沉睡中的城市最早蘇醒的神經。在幾條並不寬的馬路上，叫賣聲、拉客聲、汽車鳴笛聲和手推車與凹凸不平的地面摩擦的聲音一同灌入耳朵，讓“動批”絕不僅僅隻在視覺上顯得“亂”。

　　這種“亂”在北京寸土寸金的二環三環之間已經存在了至少27年，成為這個臃腫的特大型城市的一部分。當這座城市對於區域規劃和產業升級的追求日趨強烈時，昔日活躍在市中心的批發市場不得不面臨外遷的終極命運。

　　在12月23日開幕的北京市市委十一屆三次全會上，市委書記郭金龍說，人口無序過快增長、大氣污染、交通擁堵、部分地區環境臟亂、違法建設等問題，已嚴重影響到北京的可持續發展，影響首都形象和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必須痛下決心進行治理。

　　這種治理包括“加快退出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和資源環境要求的產業，繼續淘汰高耗能企業、一般加工業企業和服裝、建材、小商品等批發市場。”北京市市長王安順同樣表示，“對一些服裝市場、小商品市場、建材市場等聚集人口過多的業態，要加大從中心區調整退出力度。”

　　這條消息讓王維平很興奮，他是北京市人大代表，也是深受批發市場之擾的居民。據他調查，北京東西城區的小商品市場吸納了20萬外來人口，外遷能減輕中心城區資源、環境、交通的負擔。

　　但對於這“20萬”外來人口和背后的家庭，以及他們依附的商城投資經營者來說，外遷並不是一件“痛快事”。

　　真的要搬了？

　　這一輪關於“動批”外遷的消息最早由一家媒體披露，他們稱通過內部獲得的報告顯示，北京北展地區建設指揮部11月中旬向有關部門報告，“動批”已經不適應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發展需求，建議外遷。

　　北京北展地區建設指揮部是西城區人民政府剛剛成立的機構，由副區長孫碩擔任總指揮，西城區地方稅務局局長李玉慶擔任常務副指揮。這個在地圖上還無法搜到的機構專門負責西城區的產業升級改造。“動批”的直接主管——展覽路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說，“現在‘動批’的事情全部由指揮部統籌”。

　　在“動批”附近的某賓館6樓，一塊寫有“北京北展地區建設指揮部”的黃底紅字牌子挂在樓道裡，並不起眼。幾間辦公室由於剛剛結束的搬家而有些凌亂，每間辦公室的牆上都挂著一幅河北省的行政區劃地圖，中間是被包圍的北京市。

　　“北京市政府、區政府沒有通過任何官方途徑發布過‘動批’要搬遷的信息，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情，我們也在核實是哪個部門透露的消息。”北展地區建設指揮部辦公室主任郭乃文說，自己並未聽說過上述報告。

　　“動批”所屬的展覽路街道也無法給出肯定的答復。“產業升級的安排肯定有，但‘動批’外遷與否和具體的時間表還不能確定，”展覽路街道辦事處宣傳部劉淑華科長說，“這其中有很多實際工作的問題有待解決，需要時間來規劃。”

　　12月24日，北京市規劃委確認，北京已啟動“動批”、大紅門、十裡河、新發地等4大商業交通堵點治理的前期工作，並已開始對本市100多個小商品零售市場的整治和外遷研究。“動批”最終要遷出中心城區，但遷到哪裡，京郊還是河北，尚無確切消息。

　　“哪能說走就走”

　　在北京，一提到“動物園”，除了它本身的含義之外，也指一片由10個左右商城組成的服裝批發市場。逐漸積攢起來的人氣兒給這裡貼上了熱門景點的標簽。像一塊鑲嵌在北京二、三環之間的磁鐵，“動批”吸引著周圍的買賣人和游客。從最初的地攤、鐵皮大棚，到后來的“退路進廳”，“動批”經歷了幾次變遷，但熙熙攘攘的熱鬧景象卻一直沒變。

　　陝西榆林的店主蔣磊又來“動批”“補貨”了。這已經是這個月的第四次，他帶著黑色的大號塑料袋和手推車，往返於榆林和北京之間。“西安也有服裝批發市場，但絕大多數店主都去那裡上貨，再好的衣服又咋樣？”就像“星期八服飾”的店名一樣，蔣磊的衣服要走差異化路線。29歲的他每周都坐十幾個小時的火車來到北京，從“動批”帶走100多件衣服，留下2萬多元錢。

　　“補3條上次的裙子，729拿4件。”蔣磊熟稔衣服的貨號，在長久維持的買賣中，他與“動批”商鋪的導購保持著微妙的關系。“你不能全聽她們跟你說怎麼搭配好賣，但跟她們搞好關系就可以通過微信知道些動態。”

　　在“動批”的買賣生態圈裡，幾乎所有的導購穿著的衣服都挂著吊牌——這些年輕的姑娘既要拉攏客人，又身兼模特。因為不允許試衣服，買家會參考導購的穿衣效果。顏色艷麗的衣服包裹著她們的身體，臉上扑了一層厚厚的妝，她們對來往的人群或熱情或機械地喊著“到裡邊來看看吧！”

　　遇到熟悉的老主顧，她們會親切地攀談幾句題外話，之后迅速找出買家需要的衣服，麻利地為它們穿上塑料包裝，扔在門口等待一起打包。一單生意即將結束，她們拿出單子寫下貨號、單價和數量，計算器和賬本一同被貼在硬紙板上，手指飛快地摁出總價，交錢拿貨，買家的手推車上又多了一個大袋子。

　　盡管人聲喧闐，但一筆又一筆的買賣，就在買方和賣方達成的巧妙默契中，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尤其是每一天的上午，導購姑娘們忙得像陀螺：招徠生意、應對顧客、算賬結賬。從早晨6點開門迎客到中午片刻休息，她們擠在狹窄的商鋪內吃午飯。地上鋪著報紙，報紙上放一個馬扎，馬扎上是麻辣燙、炸串、牛肉面或是其他一些便於買到的食物。她們蹲在一旁，一邊往嘴裡送食物，一邊盯著門前偶爾路過的客人，尋找兜售機會。

　　幾乎所有店鋪的門口都貼著“招導購”的牌子，他們的月工資平均水平大約在3000元，也有極其出色的導購能拿到1萬多元，沒有周末休息，隻有一個月一天的公休。他們大多租住在周圍的小區。

　　“我不會搬，這裡面大多數人都不會跟著走。”幾位導購正聚在一起討論“動批”外遷的新聞。“誰會為了一件衣服跑那麼遠去買？”

　　“搬走？”蔣磊愣了一下，“搬走了，你還會去嗎？”他停頓了一會兒，隻回答了三個字，“不知道。”

　　像蔣磊一樣吃驚的還有金開利德服裝市場有限公司(簡稱金開利德)主管經營的副總經理楊鍇。“動批”的幾家服裝市場的管理者均未收到“動批”要外遷的書面或口頭通知。

　　楊鍇擔心的是如果搬到其他地方，沒有如今的商業氛圍，“‘動批’已經形成一個品牌，得到了消費者的認可。”楊鍇說，“動批”在客流的高峰期能達到10萬人，“這些客流肯定會帶來消費。”

　　金開利德辦公室主任於建西說，“自己搬個家，還不能說搬就搬呢，何況這麼大的市場，從業人員、商城、商戶都怎麼辦?”

　　“我們三年前花了8.8億元買下這家公司的大股權，產權50年。現在市值起碼翻了一番，要搬去的地方有沒有這個價值？”於建西說，“舉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例子，我們剛剛安裝了一批監控設備，有30%的尾款沒有付完，施工方剛剛還打電話問我們，是不是要搬走了。我們合同上的保修期是三年，如果真要搬，拆裝、維護的費用增加了我們雙方的負擔。”

　　據他介紹，分散在金開利德的2000家商鋪，少則投資20萬元，而在“動批”面積更大的市場，每家商鋪的投資都是上百萬元的。這些商鋪有些買斷了20年的經營權，有些則付了一兩年的租金。

　　楊鍇在“動批”已經活躍了十幾年，他還記得第一次來這買衣服的情景，“便宜！買了一條褲子才5元錢，白底兒有紅色邊，當時覺得特時尚。”那時的他還在中專讀書，一個月的獎學金有十幾塊，對於窮學生來說，“動批”是他們青春期裡的美好回憶。

　　金開利德更希望“動批”在原有基礎上進行產業升級，做批發市場的一、二線品牌。“新開了那麼多店，無序的狀態，一是加強了我們的競爭，二是確實對周圍環境產生很大的影響。”於建西坦陳，每到過年，“‘動批’像水洗了一樣，沒人。”但每逢五一、十一，地鐵四號線的動物園站常常因為人太多而甩站不停車。

　　盡管同樣忍受著人口膨脹的壓力，楊鍇還是不願搬走，“新地方如果沒有人去就是一潭死水，就怕最后形成一個泡沫，‘啪’一下就碎了。”

　　北京需要怎樣的產業升級

　　北京市人大代表王維平說，市政府已經下定決心外遷這些批發市場了。他家就住在天意小商品批發市場的周圍，“晚上6點前不敢回家，太擁堵，白天車也開不出來，停車位被小商販的車佔滿。”他所在的小區有一半被批發市場裡的商販租住，“人貨混居，他們又經常在夜裡上貨，帶來了消防、治安的隱患，而且擾民。這個小區與一牆之隔的小區的二手房相比，每平方米整整低了1萬元。”

　　在王維平看來，這些低端產業、低端商品gn 北京市的規劃性質不符。核心市區人口過於稠密，造成嚴重的城市病，交通、住房、上學、就醫、資源和環境都難以承受巨量人口帶來的挑戰。“東西城區政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疏解了10多萬本地戶籍人口，又被外來的20萬人口填充了，區裡上交市裡的報告顯示，相關從業的外來人口有37萬。”

　　王維平感嘆，再不外遷，就要遷都了。“就像核心城區不能建鋼廠、水泥廠一樣，批發市場的業態不適合在核心城區。”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楊舸同樣贊成“動批”外遷，“每個區域適宜發展的產業不同，核心城區不應該有大型人流、物流密集的產業，外遷符合城市規劃，使其更優化、更協調。北京目前的這類產業過度集中，周邊的省市沒有發展起來。”

　　楊舸補充道，對於區縣政府而言，人口規劃不是唯一的目的，政府需要GDP，需要財政收入，所以要與企業和開發商溝通協調，“這個過程肯定是痛苦的。”

　　“我認為不能把滿足低端需求的批發行業等同於低端行業，也不能因為它產生了一些負的外部性就把它和低端行業劃上等號，這是不公平的。從這個角度上講，把遷出‘動批’定義為一種產業升級，帽子扣得大了。”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經濟系主任林江說。“電商的崛起正在改變傳統批發和零售業態，也正在弱化既有的這些批發市場的優勢。在電商時代，批發零售行業對固定場所的依賴隻會越來越少，遷離‘動批’的代價和成本已經不比從前，這可能是促成北京市最終決定遷出‘動批’的重要原因。”

　　在林江看來，為城市發展制定一個“產業清單”，發揮對城市產業升級的指導作用，是很有意義的。清單的內容需要不斷調整，主要依據對產業外部性的評估。“動批”的正外部性在於帶來競爭效應，以及提供選擇便利﹔而負的外部性在於它造成的擁堵和混亂。隻有在負外部性超過正外部性的情況下，才應當把它列入“負面清單”，限制其發展、引導其向外轉移。“把批發行業列入這個清單，對比測算是不是充足、民眾是不是支持，是有待商榷的。”林江說道。

　　“幾個批發市場對北京整體經濟的影響不大。”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張帆教授表示，從產值、就業的角度看，所謂的“轉型成本”並不突出。但遷出批發市場牽扯到很多普通民眾的利益，形成決策之前應當充分征求意見、討論聽証。“‘動批’在商業業態上是個了不起的產物，其商品分類的細化程度在發達國家前所未見。支撐起‘動批’輝煌的力量，就是它背后規模驚人的需求。”

　　雖然贊成‘動批’外遷，但楊舸更希望政府用經濟導向的手段來引導，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林江和張帆也持同樣的觀點，“‘引導’，就是‘動之以利’，要水到渠成，不能操之過急。”張帆說。

　　(實習生李涼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