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冷戰到熱戰的方式

歷史上許多大國興起的同時必然借助一整套文化戰略鞏固並推廣自身的意識形態，英國在成為日不落帝國的同時，也將英國文化、語言、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甚至文學藝術滲透到了帝國勢力所能達到的每一個角落，在殖民地，英國用殖民教育培養了一批本土的英語精英階層，時至今日英語也是許多國家的官方語言。文化擴張成為了英國政治擴張的重要支柱。法國則從路易十三時代起，就將文化稱霸與稱霸等量齊觀，法蘭西優雅的禮儀與文質彬彬的氣質，使其成為歐洲風尚的准則。1635年路易十三時期的首相黎塞留創立了法蘭西學院，其目的就是保衛和弘揚法蘭西語言和文化。法國對於自身文化控制和推廣工作的高度重視，使法語在18世紀成為歐洲上層社會的社會語言，無形中又強化了法國作為“文明標准”的國家文化形象。

在今天的國際語境中，除了軍事上的打壓、經濟上的競爭，文化上的戰爭已經出現新的動向，作為大國崛起前提的中國文化創新，無疑被相當緊迫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今天，應對從文化冷戰到文化熱戰的重要方式就是進行文化戰略的研究。1929年，英國戰略學家利德爾•哈特提出了“大戰略”的概念，提出算計和發展“精神力量”。在此基礎上，美國戰略學家還創造了“國家戰略”的概念。對此，我們應從中國立場出發，堅持人類性和世界性的維度，進行中國文化的重新發現和輸出。我主張歷史性、民族性、人類性的統一，堅持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反對過激的民族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申張寬博的世界主義文化立場，尋求普世性價值重建。

早在198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世界文化政策大會”上就明確把人文-文化發展納入全球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總體發展過程中。在大會上，“文化產業”是重要議題。20世紀80年代，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在《聯合國世界文化發展10年（1988-1997）》中，明確提出要提高對全球人類共同體的人文-文化關懷，進一步促進經濟-政治-文化的融合。可以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化成為各國很重要的一項國家戰略議題，文化日益進入人類生活的核心層次，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審美、精神、思想價值。

二戰以后，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文化產業發展迅猛，根據聯合國的一項統計，1980年到1998年，世界印刷品、文獻、音樂、視覺藝術、電影、攝影、廣播、電視、游戲和體育用品的年度貿易額從953.4億美元，增長到3879.27億美元。文化發展之快可見一斑。

1993年英國發布了《創造性的未來》，這是英國有史以來第一次以官方文件形式頒布的國家文化藝術發展戰略。1994年，澳大利亞也頒布了自己的文化政策《創造性的國家：澳大利亞聯邦文化政策》。1998年，歐洲各國相繼推出了自己的文化政策，更大力度地推進它們本國的文化。目前出台文化政策的歐洲國家已經有27個之多。1995年日本推出了“文化立國”的國策，1998年韓國推出了“文化立國”的國策，在此氛圍中，推出中國21世紀的“國家文化發展戰略”成為中國發展的當務之急。

近些年來，中國經濟日漸崛起令世人矚目，與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響亟待拓展。假如我們的文化仍舊綿軟無力的話，后果將會很嚴重。有數據表明，目前美歐佔據世界文化市場總額的76.5%，亞洲、南太平洋國家19%的份額中，日本和韓國各佔10%和3.5%。在這種格局下，中國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古人有言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文化事業要發展，文化戰略須先行，被動應對絕對不行。美國文化產業創造的價值早已超過了重工業和輕工業生產的總值。與美國相比，盡管迄今為止我國的文化產值所佔GDP的比重還很小，但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入開展，我相信局面會有所改觀。當然，前提是，我們需要有一批人來共同促進這項事業的發展。為此需要培養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文化工作者，他們知道什麼是最中國的、最優秀的、最能成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麼是全球市場﹔知道誰在消費中國，誰在了解中國，否則很可能將導致文化生產過剩或者錯位。今天的官員可能會提一些文化輸出，但是沒有一批人，沒有一批知識分子來切切實實做這個事情，就會很空洞。

中國應該抓住機遇，否則就很可能迷失。所以在這個時候，中國辦了孔子學院和語言文化學院。隻要有3000萬到3個億的外國人都來學漢語的時候，漢語的卑賤地位才能改變。隻有這時候，中國人才驀然回首，發現自己的母語和文化是可以學的。

在高層，宏觀指導有余，微觀實踐不足，在國家立法和行政層面缺乏針對性和有效的投資與支持。中國政府對於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問題有著自己的主張，提出了中國自己的文化安全觀，改革開放以來歷任國家領導人的文化立場，多在於強調合而不同，求同存異，鼓勵和加強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文明對話。然而，中國這種“韜光養晦”戰略適用於經濟和政治層面，但比起周邊日、韓政府目標明確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國的文化政策層面卻顯得氣象不足且特征不夠鮮明，這也導致了東亞文化領導權的危機。

中國文化要出好作品不能僅僅停留在號召上、意義上，特別不能僅僅停留在模仿的層次上，必須規模推出文化精品

在實踐層面上，我認為文化傳播機制是一個大問題。美國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大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這三片在IT界、媒體界、影視界無疑是一場革命。這三片是美國全球做大的一個模式，包括他的文化輸出，都是大規模的。從1996年開始，美國的文化產業已經超過航空、重工業等傳統領域，成為美國最大的出口產業。美國的文化產業已經佔美國GDP的25%左右。這一點就可以說明，美國花了多大勇氣來做它的文化宣傳。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文化戰略應該有一批真正的人來做。而且，中國的文化教育應該重新制定，制定大國20年文化方略和方案，否則就有問題。

與美國相比，韓國、印度和中國的電影在世界所佔的份額都不是很大，現在韓國有所增加。這種情況下，中國不得不借鑒西方的模式，如制作模式、宣傳模式、廣告模式、營銷模式、收回成本模式等。最近幾年，一些中國電影逐漸走出國門，在為世界所認知的同時，也贏得了部分海外市場，其中的佼佼者如張藝謀、陳凱歌等。但恰恰是這些大踏步走出去賺取海外票房和美元的電影導演，在很多人眼裡，他們的作品不僅“媚洋”、“求大”，而且“沒有思想”。結果，錢投得越來越多，電腦制作越來越虛假，畫面越來越殘酷。成本越高，就越期待從市場獲得高回報。這在美學上被稱為“形式取代思想”——即以形式的視覺狂歡取代了思想的深層感動和內在的靈魂的拷問。面對美國文化三片齊下的文化戰略，中國文化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處於“失聲”狀態。

這種模式源於美國的嬉皮士文化背景，有其自身特點，但如果在中國大規模推廣則無異於飲鴆止渴，后患無窮。中國文化要出好作品不能僅僅停留在號召上、意義上，特別不能僅僅停留在模仿的層次上，必須批量生產，規模推出文化精品。這就需要市場的投入。

但文化市場也是個難題，因為中國人懂文化的不懂市場，懂市場的不懂文化。甚至是懂文化的看不起市場，懂市場的也看不起酸文人，他們是有脫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