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談城鎮化問題。 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全面建成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要遵循城鎮化的客觀規律,積極穩妥推動城鎮化健康發展。中國目前的城鎮化進程如何?當中存在哪些問題?應走什麼樣的發展路徑?就這些問題,新京報記者採訪了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
城鎮化水平實際隻有36%
新京報:當前各地都在提城鎮化。你怎麼看待我國現階段的城鎮化水平?
蔡繼明:我國城鎮化的水平到底是高還是低,大家一直有不同的意見。我注意到,在英國、法國、美國,他們的城鎮化水平由25%提高到70%,大概花了80年、90年甚至120年的時間。而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城鎮化率是17%,30多年后提高到了現在的52.6%,但這只是一個寬口徑的統計。我國有2.6億的農民工,至少應該有2億左右農民工“偽城鎮化”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享受城市居民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方面的待遇,所以學術界把他們稱為“半城鎮化”。要是把這一部分水分擠出去,按全戶籍人口算,我國大概隻有36%左右的城鎮化水平,還是偏低的。
新京報:當前城鎮化存在的最本質問題是什麼?
蔡繼明:很多地方政府認為,城鎮化就是城市建設、城市發展,這是一個誤解,城鎮化主要還是人口的城鎮化,也就是農村人口向城市居民的轉變。城鎮化不能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不能以公共利益之名低價拿走農民土地。
比如說一些地方政府紛紛推出加快城鎮化的投資計劃,累計起來據說高達40萬億。有的城市千百年來的面積也就十幾平方公裡,最近兩三年擴大了幾倍,變成了30多平方公裡。這種對城鎮化的理解是有失偏頗的。
二元土地制度需要改革
新京報:你曾經說過我國的二元土地制度阻礙了城鎮化發展,怎麼理解?
蔡繼明:我國城市的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的土地歸集體所有,二者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其中一個很突出的表現,就是征地制度。現在的征地制度,要首先由政府採用行政性的手段,把農村集體的土地先變成城市國有土地。但是,給農民征地的補償又非常低,大量的土地一轉手用於商業開發,地價要比補償給農民的費用高出10倍甚至百倍。如此一來,地方政府就熱衷於這樣做,從而獲得土地收入,以至於我們城市的空間不斷地擴展。
但是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似乎沒有積極性,對失去土地的農民加以妥善安置,尤其是把已經進城務工的農民盡快轉變成城市居民。
新京報:如何改變這種現狀?
蔡繼明:土地制度必須相應的改革。按照有關法律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農民的土地,非公共利益就不能征收。從現狀看,公共利益用地大概不會超過30%,這意味著絕大部分土地是非公共利益,如果這個土地不能征收,就要允許土地進入市場,這樣農民就能獲得相應的財產收入。
新京報:那在征地過程中,對農民的補償標准該如何界定?
蔡繼明:我國過去的補償標准是不超過30年農業收入總和,這次把上限取消了。我認為,重點不是在補償標准上,應該是在征地范圍上:非公共利益不要征,然后再討論公共利益的補償標准。如果不劃定這個范圍,籠統地說補償多少,是不合適的。
新京報:大量勞動力涌入城市,是否會形成農村凋敝?
蔡繼明:我國糧食已經實現9年豐收,這說明農村的情況總的來說是好的。要實現農村現代化,肯定要靠青壯勞動力,這就需要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城市的資源向農村回流,包括人才、資金等,讓城市對農村進行反哺。
農民進城應享市民待遇
新京報:農民城鎮化后,他們的就業等問題如何保証?
蔡繼明:城鎮化的本質是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它的前提是工業化。我國不必擔心進城農民的就業問題,事實上我們已經有2.6億的農民進了城,而且找到了工作。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要把這些已經在城市裡穩定就業的人群,盡快變成城市居民,讓他不僅進城,而且讓他落戶。
新京報:戶籍制度帶來城鄉各種福利差距,你認為農民是否應該在一定條件下享有市民待遇?是否應該進行戶籍制度改革?
蔡繼明:我認為這是最終的結果。要根據農民進城務工的時間、納稅記錄等,讓他們在保障房、子女上學、醫療保障等方面,享有市民待遇。其實戶口本身沒那麼重要。只是現有情況下,戶籍制度捆綁著各種城市福利,如果農民能夠享有市民待遇了,戶口就是一張紙而已。
新京報:為什麼地方政府不熱衷解決農民工的各種社會保障問題呢?
蔡繼明:有說法稱,一個農民的社保解決,至少需要20萬元。我不知道這是怎麼算的,我反對這個算法。要深化體制改革,把那些戶籍制度、教育制度、醫療社會保障制度,那種人為造成的二元結構,不平等的待遇逐漸消除掉。我想這個過程並不需要增加政府太多的財政負擔,關鍵是能不能用改革來解決這些問題。
高房價是城鎮化最大障礙
新京報:你認為城鎮化應該是什麼樣的發展路徑?
蔡繼明:我主張中國的城鎮化道路應該走大城市優先發展的道路。我不贊成小城鎮遍地開花。我國最多的時候小城鎮達到6萬多個,現在也有1萬多個。但小城鎮很難有太大的發展空間,特別是工業很難發展起來。應該在大城市發展的前提下,帶領周圍的中小城市、小城鎮一起發展,形成一些城市經濟圈,這才是未來的方向。
新京報:當前已經出現大城市病,如果優先發展大城市,是否問題更嚴重?
蔡繼明:首先,當前出現的環境污染、交通堵塞等“疾病”,是由於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遲遲沒有得到轉變,高投入、高污染、高浪費這種模式沒有改變所導致的。所謂的大城市病,並不是大城市本身不可避免的。
現在北京、上海、廣州等是不是就沒有發展空間了呢?事實上,上海的人口密度隻相當於日本同樣面積的土地人口密度的一半。我國東部一些發達的城市,加在一起佔全國GDP33.64%,但是擁有多少人口呢?隻擁有了13%。為此,大城市還是有發展前景的。
新京報:城鎮化是否會引發新一輪的房地產熱?
蔡繼明: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主任李鐵曾說過:“如今的城鎮化是熱門話題,地產商琢磨怎麼拿地,券商想著哪是投資熱點,地方政府盼望著房地產調控趕緊放鬆。”
要想健康地推進城鎮化的發展,高房價是行不通的。現在我國阻礙城鎮化的最大障礙,就是高房價。在這種高房價下農民工怎麼買房?不解決高房價的問題,城鎮化的戰略就難以落實。而要解決高房價,不是單純地限制投資、投機需求,更重要的是加大住房的有效供給。
新京報記者 蔣彥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