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稅改革,如何釋放“紅利”

對話嘉賓：賈康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樊芸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評估咨詢集團董事長

　　■本報特派記者 王海燕 張駿 陳瓊珂

　　釋放“改革紅利”

　　記者：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財稅體制進行了包干制和分稅制二次重大的改革。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又提出，加快財稅體制改革。這次改革的背景是什麼，加快稅制改革有何意義？

　　賈康：財政是國家政權“以政控財、以財行政”的分配體系，財稅問題實質是公共資源配置體系與機制問題，具有“牽一發動全身”的聯動效應。我們通過財稅體制改革的目標是，降低行政成本，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更好地釋放千千萬萬市場主體的創業創新活力，緩解資源環境、人際關系等方面的矛盾約束，進一步打開發展潛力空間，釋放“改革紅利”。

　　樊芸：在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同時，財稅體制改革也有必要提上日程。我們現在面臨的政府職能轉變問題，與政府掌握的公共資金怎樣分配、怎樣使用關系極大。分配不公平、腐敗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與公共資金的流失和不合理的使用有關。目前我國GDP已經超過50萬億元，政府財政預算收入接近12萬億，這麼大量的公共資源用到什麼地方了，用得怎麼樣？都需要通過進一步加快財稅體系改革來進行規范和約束。

　　我有兩個擔憂，一是，財稅體制改革不僅僅是財政部的改革，應跳出財政部改革的圈子，否則改革將失去根本的意義﹔二是，財政部在與各種利益的博弈中，改革可能會遇到妥協，改革將不徹底。事關公眾利益的稅收立法權，從1984年、1985年全國人大二次授權國務院、國務院交由財政部立法，當時是“暫行”授權，卻被延續了30年之久。這種立法權與執法權混淆 ，使人大的監督權難以到位。建議盡快將財政立法權回歸全國人大。

　　理順財權事權

　　記者：有代表說，地方財政配套是“上級點菜，下級買單。”下級政府工作責任重，但可用財力較少，到了鄉鎮政府基本上就沒有多少可靠有保証的稅收收入。針對這一難題，下一步的財稅體制改革應從何處去破解？

　　樊芸：推進財稅體制改革，要理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關系。現在中央政府對地方有大量轉移支付，但一半是專項轉移，一事一議，沒有統一標准，導致地方政府“跑部錢進”，“會哭的孩子有奶吃”,敗壞了風氣，造成了腐敗和不公平分配。不如把專項支付的大部分用於充實地方常規預算，滿足其公共服務職能的需要。保証在統一標准之下，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得到常規財政預算的支持，解決各級政府財權和事權相統一的問題。

　　賈康：我認為，當前需要加快“扁平化”框架中的省以下分稅分級體制改革，要在推進縣級財力保障制度的同時，更多從長遠考慮如何建立合理的地方稅體系，以此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消解產生地方基層財政困難、巨量隱性負債和“土地財政”短期行為等制度性原因。

　　在已取得顯著進展的財政“省直管縣”和“鄉財縣管”等鄉鎮綜合改革措施基礎上，深化改革，通過稅基的合理配置、陽光融資機制的配套和自上而下轉移支付體系的強化與優化，使中央和地方政府逐步做到財權與事權相順應、財力與事權相匹配，實質性地轉變和優化各級政府職能，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向企業和居民傾斜

　　記者：稅制改革，直接關系到社會民眾切身利益，具有強烈的社會需求和民意基礎。如何通過更加合理的稅制改革，形成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釋放“改革紅利”？

　　樊芸：所謂財稅體制改革，說白了，就是利益格局的調整。政府眼光應該放長遠，在國民收入分配方面，選擇向企業和居民傾斜，給企業和居民讓利，也就是常說的放水養魚。相反，就是竭澤而漁。如何在放水養魚和竭澤而漁中找到一個平衡點，需要轉變發展理念，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這是財稅體制改革最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目前，我們的稅制結構還不合理，稅賦偏高。從具體的稅改方案來說，建議提高勞務所得起征點,與工資薪金同步，從而推進個人所得稅的綜合配套改革。再者，對小微企業賦稅成本高，用工成本也高。建議對小微企業實行稅收優惠。

　　另外，目前的征稅體制無法考慮家庭經濟負擔的差異，建議個人所得稅將征收主體從以個人為單位轉變為以家庭為單位。同時，還應進一步完善工資以外的征稅手段，加快個人財產信息聯網，掌握家庭財產性收入的信息，加大富人逃稅的難度，以改變“富人少稅、工薪族重稅”的局面，使低收入家庭得到國家退稅和救濟，以促進稅收的公平合理。

　　賈康：在解決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問題上，必須正視我國稅制中直接稅比重偏低的問題，並充分利用稅改中逐步提升直接稅比重的“可塑性”空間，加快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來加強“超額累進”調節機制，通過加快直接稅制建設步伐，來緩解收入分配領域的矛盾和負面影響，優化再分配機制。這方面情況復雜，既得利益阻力明顯，改革任務艱巨。如果不能在化解既得利益阻礙方面做出可行方案，改革都是空談。

　　財稅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政府轉型與之相配套外，還需要抓住基礎品價格機制、稅收制度、財政體制等重點改革，實施通盤設計的配套改革。包括通過營改增改革，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和提振消費﹔通過資源稅改革，成為節能降耗的杠杆等。

　　（本報北京3月10日專電）

(來源: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