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民工入廁，怎能實現“人的城鎮化”

讓農民工融入城市，分享人生出彩的機會，何妨就從消除身邊的歧視開始？

李 拯

“外來民工禁止入內，違者罰款二百。”武漢市三金潭小區一座廁所圍牆上的標語，一經公開，就立刻引來網友口誅筆伐。且不論寫此標語者有無擅自罰款的權力，禁止民工入內體現出的歧視和不屑，就足以點燃每個人的道德義憤。

對農民工明目張膽的歧視，這並不是頭一遭。就在去年底，重慶公交車上，一名老太指責坐在身邊的農民工影響市容，就曾引發社會爭議。在公共汽車或地鐵上，我們也常常看到這樣的情景，明明有空位，農民工卻眼看著空位不敢坐下，即使怯生生坐下來，也是小心翼翼落下半個屁股，生怕旁邊人會有不適。

很多人都會充滿正義感地說，事情不應該這樣，如果嫌農民工用臟了公共衛生間，那就請想一想是農民工安裝了自家的洗手間﹔如果嫌農民工衣衫襤褸，那就請想一想是農民工擦亮了城市的街道。這些道理婦孺皆知，可是為什麼一具體到現實生活，很多人的行為模式就會發生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呢？

作為抽象的群體，農民工是城市建設者、維護者﹔然而，作為具體的存在，農民工也是生活在城市各個角落的個人，他們要與城市土生土長的市民一起生活，同呼同吸。農民與市民如何彼此相處、彼此安放，這不是揮著道德大棒就能迎刃而解的問題，而是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必須面臨的課題。使用公共衛生間的歧視，只是以極端形式把這個問題呈現出來。

隨著近年來城鄉一體化的深入推進，市民與農民生活方式日益趨同，農民進城，也不會再像劉姥姥進入大觀園那樣感到恍若隔世、格格不入。但也不得不承認，一些農民工的生活習慣、價值取向、消費水平與市民不盡相同，他們從物理層面進入城市，可以瞬間完成﹔但是從精神上融入城市，卻是一個需要涵養醞釀的過程。

對於農民工，城市居民理應多一份尊重與包容，為他們融入城市創造積極氛圍，這也是“人”的城鎮化的必然要求。

城市中國與鄉土中國，兩種生活方式、價值系統的彼此融合，也不盡然是市民與農民兩個群體的事情，政府部門重任在肩、責無旁貸，為農民工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就是最基本的一點。將農民工排除在公共衛生間之外，盡管只是一件小事，卻也反映出公共服務的短板和不足。畢竟，沒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同城待遇，更遑論將農民有序變為市民。

今年兩會上，“最美洗腳妹”劉麗代表反映，因長久分居，城市農民工中已大量出現“打工潮下組建臨時夫妻”情況。這一新現象，其實折射出的也是如何更好地服務農民工這個老話題。

這些新情況和新問題，尤其需要政府部門更新思維方式：在享受農民工為城市帶來勞動力紅利的同時，也必須正視他們的需求﹔不要再讓他們在利益分配的天平上處於弱勢，在公共服務的獲得上處於邊緣﹔更不要再讓他們在歧視、冷漠甚至白眼中艱難度日。

“一位農民工兄弟/拿著安全帽/坐在操場上敲擊……看不清他的思緒/他坐在高樓下的陰影裡”。讓農民工走出高樓下的陰影，感受城市霓虹燈的光彩，分享人生出彩的機會，從政府到公眾，何妨就從消除身邊的歧視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