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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機械、壓抑的流水線生活
凌晨三時，記者的雙腿已經失去知覺，機械地從操機台，不斷打滑，滑向測量間。
4月23日晚7時30分，廊坊富士康的一個廠房車間，記者和其他三十多名新員工一起，在流水線上通宵作業。
進入車間，迎面扑來濃厚的化工氣味，地面上綠色的地板沾滿油漬，走在上面不時打滑。
操作間機器轟鳴，上百人在數百台飛速運轉的操機台前忙碌著。
工友們站在流水作業的操作台前生產一款暢銷手機金屬框架。該框架邊沿被機器切割成薄片，十分鋒利，一不小心就會劃傷手指。
新員工中，多數男工被分配在操機台手持噴槍，經老員工簡單指點，開始流水作業﹔女工則對所生產出的產品精度進行測量，超出誤差范圍的將判定為廢品。
記者負責對二十余台機器生產出來的每一個流程產品拿到測量台測量。然后再拿著流程產品返回測量台，並反饋給操機台前的工友。
記者的這個活兒在不少站在操機台前作業的工友眼中“再輕鬆不過了”，可以來回走動，可以和女工搭話聊天。
實際上這個工作並不輕鬆。記者需要將二十多台機器生產出的每一個產品樣本分別送到距離記者二十余米遠的測量中心。
“你要跑起來，否則檢測不完，良率會降低。”在油滑的地面上，一個工友向記者叮囑。
從晚上8點到凌晨11點，二十米遠的“跑道”，記者不間斷跑了三個小時。
夜晚11點，是吃飯時間。我們在食堂匆匆飯畢，短暫歇息后，又匆匆返回車間。
從12點到凌晨起，一刻不停地沿著二十米長的跑道來回行走。其間，幾位操機台工友操機時，閉著眼睛，趁線長不在，休息幾秒鐘。
凌晨三時，記者的雙腿已經失去知覺，機械地從操機台，不斷打滑，滑向測量間。
記者的身上星星點點沾著油漬，大腦已空白，重復著機械勞作。
凌晨四點多，因為良率低，線長將質檢人員組合到一起，“昨天的廢品情況30多個，今天是60多個，你們在干什麼……”
“你們是否用心做了，我咋向上面交待”，線長表情痛苦。
凌晨五點，8小時工作完成。新員工可以休息，老員工則多選擇再延長2個小時，以便賺取加班費。
機器轟鳴聲中，廠區領導召集新員工訓話，一個管理人員說，如果對我有意見，可以撥打關愛熱線，但你們要知道，別人撥打了那麼多次，工作人員沒有一次找過我事兒，你們自己掂量。
無法提供幫助的關愛熱線
關愛熱線告訴想調崗的王二猛，“你需要自行先和目前的車間溝通，聲明要調崗﹔然后找好願意接收你的車間，聲明願意接收。”
王二猛最近幾日情緒低落，經常晚上獨自飲酒。
身材高大、相貌憨厚的河北人王二猛半年前，在河北地方縣政府的鼓勵下，和其他數十名老鄉一起，坐上政府安排的大巴，來到廊坊富士康園區。
這個壯漢，一進入車間，就“經常加班加點”。
他做的是拋光的工作，每天要拋光29筐手機后蓋，一筐36個，累計要拋光千余個。
辛苦的工作沒有換來管理者的贊許。王二猛說，他的直接上司——線長，尤其看重“良品”，但因多種原因，王二猛所生產的良品率並不高。
他解釋稱，手機后蓋拋光是流水線上最后一道工序，他無法左右流水線上的其他人——如果手機后蓋的“料”不好，如果承載拋光液的桶不干淨……都會導致良品率降低。
如果良率低，線長會直接劈頭蓋臉說，“你今晚別回去了，直接面聖吧。”王二猛稱，這裡的“聖上”，是富士康線長的直接領導：一位科長。
巨大的良品壓力導致王二猛經常失眠，甚至靠藥物安神。
每逢夜班時，最難熬的是凌晨。剛開始，一到凌晨五點，王二猛養成了一個習慣，“偷偷站著睡覺十分鐘。”
最近，王二猛不敢睡覺了。
一個月前，王二猛去其他車間支援，車間的機器手?嚓?嚓上下擺動，凌晨5點左右，一個小伙子操作中打瞌睡，不小心一低頭，機器手猛地抓住頭向下按。“我看到他滿頭是血……虧得瞬間躲開。不然可能沒命。”
他當時驚得一身冷汗，瞬間清醒。隨后，他越來越怕上工。
他厭煩了操機台上的工作，想換一個環境。
在室友的建議下，4月23日晚，他撥打富士康員工關愛熱線78585（請幫我幫我），咨詢是否可以調崗。
關愛人員答復稱，無法提供幫助，“你需要自行先和目前的車間溝通，聲明要調崗﹔然后找好願意接收你的車間，聲明願意接收……”
挂了電話，王二猛一臉迷茫。
4月23日，記者來到心理咨詢中心，稱自己壓力大，“看到工友們陸續離開，心裡難受，並且工友們說像機器人，不知道該怎麼調節。”
心理咨詢師說：不要在乎別人說什麼，而要看自己是否適應環境，這也是一個相互選擇的過程，你選擇富士康，富士康也要對你做出選擇。
記者接受心理咨詢期間，熱線響起，廊坊富士康有人跳樓了。
盡管經心理咨詢師及宿管等人的干預挽救了一條生命，但關於跳樓的話題在富士康一直未曾停歇。
走進富士康的年輕人
一些打工者對流水線的枯燥和單調顯得不以為意，相比之前的漂泊，富士康是他們人生規劃中，重要的一站
因為不一樣的緣由，他們的打工軌跡重合到一起——坐到了富士康的流水線前。不過，沒有人願意在此長干。他們想趁青春流逝前，追逐自己並不宏大的夢想，比如找個對象，比如開個小店。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們的故事與打工、漂泊和富士康有關。
16歲那年，出身農家的張順地開始在太原扛水泥，扛一袋100斤的水泥爬一層樓賺5毛錢﹔范振鳴在16歲時離開大山，到縣城一家汽修廠做學徒，中秋節一個人煮著飯號啕大哭。
因為不一樣的緣由，他們的打工軌跡在去年的11月1日重合到一起——坐到了富士康的流水線前。這些吃苦慣了的打工者，對流水線的枯燥和單調顯得不以為意。有人甚至想，有規律地吃飯、睡覺就是一種幸福。
不過，少有人願在此長“干”。他們想趁青春流逝前，追逐自己並不宏大的夢想，比如找個對象，比如開個小店。
只是想想而已。離開富士康后，沒找到太好出路的張順地回到了建筑工地打工——那是他16歲時的第一份工作。
打工始於16歲
來富士康打工，什麼人都有，卻“都是些沒出路的人”。張順地覺得，但凡還有點別的辦法，就不會來富士康“遭罪”了。
28歲的李國春是在去年10月30日的深夜到達太原的。這位原煤礦工人下火車后有些“狼狽”，他口袋裡隻剩了8塊錢。
他本來打算到太原后，即刻奔赴富士康報名的，“當天進廠花不了多少錢”。
深夜已經沒有了公交，而8塊錢既不夠打車，更不用提住宿了。他鑽進路邊的網吧，找張椅子瞇了一晚。第二天，他花1塊5上了一個小時的網，給遠在四川打工的女朋友留言，“打200塊錢過來”。
之后，李國春擠公交趕在8點之前到了太原富士康的北一門。這時，28歲的張順地、20歲的范振鳴等人也提著窩了被褥的編織袋，等待進廠。
他們之前素昧平生，但卻已在打工或者漂泊中走過了很長的一段歲月。
李國春此前一直在煤礦下井﹔張順地在一個小鑄造廠待了10年﹔范振鳴則一直輾轉在汽修店和餐館，“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麼”。
與他們同行的，有做了幾年小買賣賠本欠下債務的前老板，有在北京擺了十數載大排檔無以為繼后的返鄉青年，還有原來跟著團伙摸黑從工地順鋼筋的“問題少年”……
什麼人都有，卻“都是些沒出路的人”。張順地覺得，但凡還有點別的辦法，就不會來富士康“遭罪”了。
在16歲時，也就是2000年前后，張順地走出了呂梁山區。嗜賭的父親敗光了家裡曾一度擁有的寬裕生活，而家中本已貧瘠的土地，也因為政府征用越來越少。打工是生活的唯一出路。
范振鳴也在大山裡度過了自己的中小學時代。辟於山上的地產不了多少糧食。
近些年來，跑到外面世界去打工漸成了村裡青壯年間的風氣。留守村子的隻剩下老人和兒童。
村子以外三四十裡是另一幅光景。范振鳴說，那邊有些村子的地下發現了埋藏較淺的煤礦。煤礦公司給這些村子裡的村民每人四五十萬的補償款。范振鳴常常幻想著，自己能被那樣的“幸運餡餅”砸中。
2008年時，范振鳴離開村子外出打工。第一站是縣城裡的小汽修店。
比起他們，戴著眼鏡的李國春多讀了3年高中。高考時，他的成績離第一志願山西大學的錄取線差了七八十分。他想再復讀一年，可母親跟他說，托人在煤礦找了份差事，你下井去吧。
走南闖北的歲月
那年的中秋節，他和同事蹲在汽修店煮米飯。煮著煮著，米飯?了。掀鍋看著黑乎乎的米飯，16歲的他眼淚刷地流了下來。
李國春在煤礦裡一待就是五六年。他每天坐1個多小時的小火車下到地下幾百米處，扛幾百斤的機器在巷道裡行進。一個月下來，他能拿到五六千，甚至更多的工資。
李國春覺得這份工作還算不錯。但不幸的是，2011年他走著路，被一輛車撞成骨折。車主賠了他9萬塊錢。
傷愈后，他沒法干重活，隻好在煤礦辦了個停薪留職。那9萬塊錢被他存到存折裡，一分錢沒動。對喪失了部分勞動能力的他來說，這9萬塊就是下半輩子的指望。
2008年奧運會前后，16歲的范振鳴到了縣城一個汽修店做學徒。身高1米62的他每天掄著大錘，一錘一錘地把被撞壞的汽車保險杠或者車殼砸平整。
活兒很累。瘦小的少年常常感到胳膊麻木。趕上旺季，他還得加班掄錘到很晚。
兩個月下來，老板扔給他90塊錢。那年的中秋節，他和同村一起出來的“同事”，蹲在汽修店煮米飯。煮著煮著，米飯?了。掀鍋看著黑乎乎的米飯，16歲的他眼淚刷地流了下來。
“突然就想家了。”范振鳴第一次覺得“還是家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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