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流水線上的迷茫：被不斷跳樓困擾的“圍城”

　　4月24日及4月27日，富士康再發“兩連跳”：鄭州航空港園區內，一名24歲的男子和一名23歲的女工，相繼跳樓身亡。

　　流水線上的迷茫

　　此前，員工跳樓的慘劇就曾多次在這個全球代工巨頭裡上演。情況最嚴重的2010年中，有多達十余名工人從深圳富士康的樓上跳下。

　　單調的流水線生活和嚴苛的管理制度，被指是醞釀這些悲劇的“禍首”。機械壓抑的工作、沒休止的加班、突然而至的責罵、看不到未來的迷茫等，無不在考驗著富士康工人、尤其是“新生代工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

　　去年10月時，記者曾到太原富士康“潛伏”過20天。那段時間裡，記者被分配到化成車間的噴碼線上負責“收料”，即把沿著流水線流下的手機和電紙書的殼揀到托盤中。

　　根據大致統計，上班的10個小時內，每個工人大約需要收八九千個料，平均每4秒就要重復一個“伸手—拿料—放料”的動作。

　　工人需要在流水線前保持“亢奮”。如果收料跟不上流水線的轉動速度造成積壓，那線長的吼聲和罵聲就會緊接而至。

　　富士康的工人每天需要在車間工作10個小時，其中包括8個小時的正常上班時間和2個小時的加班。以工作日、周末和節假日劃分，富士康會向在上述日子裡加班的工人分別支付1.5倍、2倍和3倍的工資。

　　這樣的“餡餅”刺激著工人們“自願加班”，雖然他們早已厭煩了流水線生活。如果他們不加班的話，一月隻能拿到1800元的底薪，償還掉廠牌裡的400元飯費和100元左右的住宿費后，所剩寥寥。

　　走過場的生命承諾

　　富士康也曾嘗試通過加薪、建立工會等行為，舒緩員工的生存狀況。但在這種努力，未能完全奏效。

　　2010年發生N連跳后，富士康先后多次上調員工工資，其底薪已從先前的八九百元上調至1800元。

　　2010年，富士康官網上刊登文章稱，公司工會會員超過39萬人，入會率達到80%，基本覆蓋了全體員工。今年年初，富士康表示，准備在中國工廠中推進工會改革，舉行真正有代表性的選舉。

　　今年5月1日，多個高校聯合發布的《富士康工會調研報告》卻顯示，富士康工會改革進展緩慢，“90.2%的富士康員工不知道富士康工會選舉的事情，94.7%的工人在過去從未參加過任何形式的工會選舉投票”。

　　調研報告還稱，56.1%的人通過工會熱線“78585”所投訴的問題“很少能得到解決”或“全部都得不到解決”，且有47.4%的人在投訴后反而遭到“打擊報復”。

　　此外，記者體驗發現，工人在入職簽訂“珍愛生命承諾書”時，更像是“走過場”——培訓師並未就承諾書內容作任何解釋，工人隻需簽名即可。而當向心理咨詢師提出工作上的困惑和迷茫時，咨詢師則會“勉勵”說，“干好活就行”。

　　厭倦並依賴著

　　“每天管理100萬員工，頭痛得要死。”去年1月，富士康總裁郭台銘曾在一次年會上訴苦。2011年底，富士康公布了斥資上千億元的“百萬機器人”計劃。按照該計劃，未來富士康一些單調、重復的流水線工作將由機器人承擔。

　　這些不知疲倦、不懼危險的機器人開始把工人從疲倦和壓抑中解放出來時，外界卻又有了“機器人將引發工人失業潮”的擔憂。

　　厭倦卻又依賴，這或許就是當代中國工人之於富士康以及如它一樣的中國工廠的復雜感情。

　　流水線上的打工者

　　在這個百萬人的圍城內，一些人覺得工作辛勞且壓抑，“城內”的心理咨詢師“勸慰”說，如果不適應就走人吧

　　王二猛說，“我剛來應聘時活蹦亂跳的……現在壓抑，枯燥，像個機器人。富士康像一個‘圍城’，城裡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來。”

　　接受心理咨詢期間，熱線響起，廊坊富士康有人跳樓了。盡管經心理咨詢師及宿管等人的干預挽救了一條生命，但關於跳樓的話題在富士康一直未曾停歇。

　　咚咚咚咚……石猴從石縫裡鑽出，翻著筋斗雲，向天穹沖去……

　　一曲《西游記》前奏音樂，是廊坊富士康園區一男工公寓樓某集體宿舍的“起床曲”。每天早上6點30分，《西游記》會定時從工友手機裡奏響。

　　石猴翻起了筋斗，但來自河北農村的30歲工友王二猛並不願意起床，他先是探出頭，努力睜了睜眼睛，繼而蒙頭睡覺。

　　10分鐘后，他慢吞吞穿衣，洗漱。

　　看記者起床，王二猛說，“我剛來應聘時活蹦亂跳的……現在壓抑，枯燥，像個機器人。”

　　一個床位一個月換了三人

　　室友說，我所住的這張床位一個月換了三個人，“都是新員工，受不了苦悶壓抑的工作，都辭職了。”

　　繼去年10月，今年4月15日，新京報記者再次前往富士康體驗打工生活。

　　廊坊富士康園區佔地約千畝，東西走向，繁盛時期員工曾達七八萬。

　　記者與來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一起，手持大包小箱，列隊在富士康園區，去往公寓樓。

　　沿途，一棟棟灰白相間的樓宇，包裹著一張長約數十米，寬約2-3米的大網。

　　這些大網是2010年富士康發生“N連跳”之后安裝的。如今近三年時間，已顯得破舊，多已破損，裂著大洞，在風中搖擺。

　　“如果有人跳樓，防護網不堪一擊”，看著一張張破網，一位工友笑稱。

　　記者被分配到的宿舍一共10人，5張上下鋪。宿舍成員中，年齡最大的40來歲，最小的不足18歲，多數20歲出頭，學歷初、高中。

　　“歡迎你來，但是，你，什麼時候走？”我剛在宿舍一張床鋪前坐下，一年齡30歲的河北籍青年王二猛向我打趣說。

　　“王二猛之問”有著它的因由。

　　室友說，我所住的這張床位一個月換了三個人，“都是新員工，受不了苦悶壓抑的工作，都辭職了。”

　　宿舍中，多數為工作1到3個月的新員工，而30歲的王二猛因工作半年，在宿舍被公認為“資深員工”。

　　近4萬人的廊坊富士康，最近幾個月，幾乎每天都吸納大批新人進入﹔同時，每天又有不少工友辭職。

　　有時候王二猛會看著一撮撮剛進富士康的新人發笑，“嗨，來富士康干啥？能吃苦不，想當機器人呀！”

　　王二猛說，富士康像一個“圍城”，城裡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來。“壓抑，掙不到錢，工作枯燥，受氣……沒有家的感覺”等等，成為“出城”的主因﹔而想來富士康看看究竟啥樣，體驗世界500強企業的文化氛圍，找個媳婦或女朋友容易等等，則使不少員工走進“圍城”。

　　在富士康工作7年的石破浩說，“有的人專門來泡妞的。也有不想聽家人嘮叨進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