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如案”遭質疑 普洱炒作背后利益鏈條隱現

　　浙江杭州波及上千人的“鴻如案”仍在發酵，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對這一民間集資案做出二審判決后，這起案件背后的關聯博弈卻遠未結束。

　　7月12日，數名接近杭州市公安局及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當地知情者向本報記者稱，“鴻如案”從案發到后期審判，多個環節存在幕后操縱嫌疑。

　　除此以外，在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仍在為這一案件進行善后收尾時，質疑其人為制造案件，並違反辦案程序的案件關聯方則還在通過多個渠道持續發聲。7月8日，“鴻如案”被告人家屬及投資者代表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指責包括杭州市公安局在內的當地公檢法系統“相互配合，辦案造假。”

　　“我們后來才知道，這是(杭州市)公安局‘釣魚’似的辦案，整個案子就是他們一手炮制的，直到今天很多關鍵疑點，公安局和法院也都是避而不談。”“鴻如案”維權小組組長陶運喜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

　　事實上，這樣的質疑聲還不止於此。

　　“案子中幾千萬的資產不翼而飛，但沒有一個部門對杭州公檢法進行調查。”發布會上，投資者代表高珊說。而在此之前，投資者以及被告人家屬已將相關舉報材料遞交至中紀委、最高檢、最高法等相關部門。

　　但對於案件當事人屢屢發出的質疑，本報記者多次聯系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杭州市公安局政教部及經偵大隊，但截至發稿，所有部門皆未能對案件疑點進行正面回應。

　　集資金額存貓膩?

　　杭州市公檢法系統認定“鴻如案”的集資金額為1.45億元，而投資者自發統計的僅有8000多萬

　　作為杭州近年來涉及人員眾多的一起重大經濟案件，“鴻如案”諸多疑點尚未厘清時，杭州市公檢法系統與投資者自發統計的一組重要對比數據則左右著案件走向。

　　來自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書中指出，截至案發，雲南鴻如公司此前借助普洱茶作為標的在杭州等地展開民間集資的金額為1.45億。但對於這一數據，數十名曾購買該公司普洱茶的投資者則向本報記者稱，自2007年雲南鴻如進入杭州地區到案發時共計四年時間裡，雲南鴻如公司的集資金額總額僅為8000余萬。

　　“這些錢都是有據可查的，我們算了一下，把所有投資者的錢加起來也就是8000多萬，但公安局一口咬死說有1.45億，中間相差一點很正常，但不可能有5000多萬的差距。”陶運喜說。

　　2011年5月11日，杭州市公安局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對雲南鴻如公司旗下各分公司進行了閃電般的查封，多名投資者透露，在杭州市公安局先后出動警力迅速封鎖各分公司辦公地點時，唯獨位於杭州市莫干山路的總部未曾在當日被查封，動亂之下，聞訊而來的投資者也紛紛聚集在雲南鴻如總部打探情況，並自發整理公司文檔。

　　而在雲南鴻如公司總部的辦公室內，投資者發現了數十份購買普洱茶的空白合同及公司公章，並隨后交予給了杭州市公安局辦案人員，但正是這些尚未簽訂的空白合同及財務用章，卻讓其后續難覓其蹤。

　　陶運喜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投資者之前購買茶葉時都是一對一的，合同上都有對應編號，但這些空白合同和公章交給公安局后，誰都可以隨便簽一個金額再蓋個公章濫竽充數，我們曾多次要求公安局出示此前查獲的空白合同，但他們一直不給。”但這一說法目前末獲得公檢法相關機構回應。

　　事實上，集資款項總數相差甚遠除投資者質疑存在“貓膩”外，多名被告人代理律師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則透露，杭州市公安局刻意拔高集資款有“邀功”之嫌。

　　“集資款公司的財務有統計，這個數據是可以核實的，但杭州市公安局故意提高集資金額，另一個目的就是為了對案件影響進行夸大，以獲得上級部門重視和認可。”一名代理律師說。

　　接近杭州市公安局經偵大隊的知情者向本報記者透露，在對雲南鴻如公司進行查封后一個月，杭州市公安局就先后向浙江省公安廳及公安部遞交了有關案件的報告，“由於報告中夸大了案件標的的金額以及影響，這個案子在上層就得到了肯定，杭州當地公安局也就后顧無憂。”

　　“其實除了集資金額，總人數也不對，我們作為投資者最有發言權，我們后面統計了一下，參與投資的總人數根本就不是法院說的1168人，總共才700余人左右。”投資者代表李華對本報記者說。

　　幕后神秘操控?

　　相關辦案人員曾因案子的事情爭吵過很多次，而且每次都非常激烈

　　“鴻如案”爆發后，曾參與普洱茶投資的當地投資者也隨即展開了一場漫長的維權行動，但與辦案部門持續對峙時，一股神秘的力量始終貫穿其中。

　　接近杭州市公安局經偵大隊的知情者向本報記者透露，早在雲南鴻如公司以普洱茶為標的在杭州進行集資的前期，這家外來公司就引起了杭州市公安局的注意，但在經過秘密調查后，獲悉彼時雲南鴻如公司總共的社會集資款不過千萬左右。

　　“當時(杭州市)公安局覺得集資金額太少，才1000多萬，所以就決定把案子養大后再一鍋端了。”上述知情者說。但這一消息並未得到杭州市公安局經偵大隊的証實。

　　頗具意味的是，2009年，在雲南鴻如公司採用寄存、收藏、代售普洱茶和支付高額收益的方式進行民間集資初具規模時，包括杭州市工商局、浙江省銀監會等四家監管部門曾對雲南鴻如公司的商業模式進行過核實，並在當地媒體登報公示。

　　“其實當時參與調查的政府部門除了這四家單位外，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區分局也參與了。”上述知情者說。

　　直到2011年5月，在雲南鴻如拋出“債轉股”方案，投資者集資力度空前加大時，當月11日，杭州市公安局才迅速出動，這個已經由一家炒作普洱茶起步，后壯大成旗下擁有多家子公司的“鴻如系”就此分崩離析。

　　而在整個案件爆發過程中，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除杭州市公安局有預謀之嫌外，杭州市檢察院則是另一關鍵“配合者”。

　　“杭州市檢察院負責這個案子的工作人員是劉小兵，他曾當著我們的面說，這個案子他不得不通過並移送到法院。”多名在場人士向本報記者回憶。

　　先后多次與劉小兵及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鴻如案”負責人朱明敏進行過溝通的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在杭州市檢察院將“鴻如案”遞交至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后，該案審判員朱明敏曾“拒絕參與配合，不同意將這個案子當成重大案件來審理”，但在案件進入審判階段時，“朱明敏說她一個人做不了主了。”

　　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名駕駛員透露，在案件材料由當地檢察院遞交至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后，“劉小兵和朱明敏曾因為案子的事情爭吵過很多次，而且每次都非常激烈，主要就是朱明敏不同意配合劉小兵。”

　　但針對上述問題，本報記者先后致電朱明敏及劉小兵，兩人均拒絕接受採訪。

　　事實上，在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鴻如案”的審判過程中，戲劇性的一幕也同樣倍顯蹊蹺。

　　近十名參加2012年7月11日庭審的旁聽人向本報記者証實，當日，在提審雲南鴻如公司董事長李興華時，李的辯護律師樓獻曾逐一例舉証據與公訴人劉小兵唇槍舌戰，試圖証明雲南鴻如公司的商業模式並非以非法佔有為目的，不構成集資詐騙等罪名。

　　但在多輪辯論后，樓獻在中途期間卻在法院樓道間接到一個神秘電話，通話結束后，樓獻返回法庭現場則判若兩人，直到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該案進行二審，作為辯護律師，樓獻也再未出現。

　　“樓獻是杭州本地的知名律師，現在已經不方便出面談案子的事情，他那天接到的電話是來自杭州市司法局的，電話裡說，讓他不要再管這個案子，更不要做無罪辯護。”樓獻的一名朋友對本報記者說。

　　除此以外，另一個事實也讓這起案件背后的動機迷霧重重。本報記者多方調查獲悉，2011年杭州市公安局經偵大隊參與“鴻如案”的辦案民警中，絕大多數皆以調離原職，僅保留了3名警員負責料理收尾工作。

　　資產處置存疑

　　價值上億的普洱茶經評估機構評估，查封的普洱茶市場估價僅為610萬元，司法處理價則為488萬元

　　雖然“鴻如案”在判決過程中的謎團至今仍懸而未決，但被司法部門查封的250噸普洱茶如何處置，估價如何，無疑是當前投資者最為關注的問題。

　　維權小組向本報記者提供的數份資料顯示，今年6月初，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曾對投資者傳達意願，要求投資者推薦三名代表參與對查封普洱茶的后續處理事宜。

　　隨后維權小組推薦了六人上報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但截至目前，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仍未作任何回復。

　　“6月28日，我們又去了一趟，還是沒得到回復，250噸茶葉雖然無緣無故少了26噸，但224噸茶葉也不是個小數目，我們必須要進行點數，核實，參與處置，決不能讓他們隨意處理。”陶運喜說。

　　此外，多名維權小組人士及接近杭州市公檢法的知情者向本報記者証實，目前，除茶葉外，此前雲南鴻如的公司資產已經在低價拍賣，但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目前並未就這些資產處置進行過公示。

　　“包括電腦、汽車等財產都已經在拍賣了，隻有茶葉還沒動。”另一名要求匿名的維權小組人士說。

　　值得注意的是，多名消息人士証實，本案中的另一關鍵涉案人物──王琦的家人目前仍在杭州市活動，而在此之前，作為雲南鴻如實際的“二號人物”，王琦曾在短暫抓捕后被保外就醫，並多次享受過司法處置以外的“特殊待遇”。

　　“這個案子裡外勾結的痕跡太明顯了，王琦的家人一直在活動，如果法院對茶葉低價處理，那麼王琦的家人很有可能就會接手，現在至少幾個億的茶葉一到手就能賣。”接近王琦親信的知情者說。

　　來自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中顯示，經評估機構評估，查封的250噸普洱茶市場估價僅為610萬元，司法處理價則為488萬元。

　　“這麼算下來，一斤普洱茶的價格還抵不過一斤白菜，我們曾向法院要求聘請獨立第三方或外省評估機構對茶葉進行評估，但都遭到了拒絕。”陶運喜說。

　　持續兩年來，“鴻如案”投資者及維權小組曾先后向浙江省政府、省人大、杭州市政府等政府部門多次反映案件疑團，但均沒有獲得實質性效果。

　　“李興華等人被杭州公安局抓起來時，公安局的人就對我說，他肯定是死罪了，而后來被抓起來的所謂‘二號人物’董忠義也同樣是被拉進來背黑鍋的，但從案子一爆發，他們的罪名就定下了。”接近杭州市經偵大隊的知情者對本報記者如此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