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分稅制改革實現“各收各稅，各管各事”

　　周天勇 經濟學博士，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北京科技大學博士生導師。

　　十八屆三中全會

　　全面深化改革

　　高端訪談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意味著什麼、“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包括哪些、小產權房何去何從、廣東在這輪深化改革中應如何把握方向？就這些問題，記者採訪了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教授。

　　土地確權讓農民多得點

　　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提出要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農民的財產主要就是土地，而土地又屬公有，農民的財產權又體現在哪裡？

　　周天勇：中共中央認識到這三十多年發展過程中，重心側重於城市，今后的發展要更加注重農村、農業、農民的利益，因此確立了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的原則。當然，這一精神還得要各個部門出台文件予以細化。一是確定農民耕地、林地、宅基地的財產權，要發証、確權。二是農民對承包地的永久使用，不再進行調整，而不是像過去一樣隻規定30年。城市的房子有70年，農村的土地永久使用，祖祖輩輩可以使用。三是農村建設用地不經征用便可以進入市場流轉，拿它來抵押向銀行貸款，也可以出租、入股、繼承。此舉有望打破目前處於分割狀態的城鄉二元建設用地制度，實現城鄉建設用地能夠同地同權同利。以后農村土地不能只是種庄稼，還要當作資產盤活。相關政策可能在半年之內就會陸續出台。

　　記者：農民擁有土地的永久使用權會對農業經營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周天勇：農村土地一定要規模經營和專業化經營，種地專業戶、家庭農場、合作農場、農業企業等。美國有3億多人口，隻有1.5%的人口從事農業，也就是400多萬農民，中國有34%的農民在搞農業，2億多人，農業成本很高、效率太低，所以必須得規模化、專業化。農民的承包權不流轉，使用權流轉，由土地經營公司委托經營，出租給種植大戶，集中採購、集中收割、集中運輸、集中推銷，規模經濟節約成本，實現利潤。土地流轉出去的農民，可以從事更適合自己的營生，既可自主創業，也可到農業企業當農業工人。

　　記者：三中全會之后，“小產權房合法化”的話題再度被炒熱，但隨即遭到相關部門否認，您對小產權房有什麼看法與建議？

　　周天勇：改革方案沒出台時，的確需要嚴厲禁止小產權房，以防一些人不種地而“種房”。但小產權房已經有68億平方米，佔全國城鎮住宅的三分之一。有許多是低收入居民住在裡邊，比保障房作用還大。小產權房的問題，一是不符合規劃，未來可以通過改規劃，將其納入規范管理范圍﹔二是沒有繳納土地出讓金。這點不能走回頭路，是否可以考慮通過開征房產稅或繳納土地交易稅等方式進行“改造”。

　　記者：農民擁有土地的永久使用權后，是否意味著以后的征地將變得更加困難？

　　周天勇：這是無疑的。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說白了是要讓農民獲得更多的利益。以前，地方政府、開發商從農民手中拿地太便宜，將利潤的大頭拿走，以后就是要讓征地者多付點，農民多得點。

　　分稅制改革

　　實現“各收各稅，各管各事”

　　記者：“分稅制”從1994年實施到現在也將近十年，中間出現不少問題，改革呼聲日高，您的看法是？

　　周天勇：應該說，“分稅制”肯定是一個進步，但是，實施至今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一是正規稅收中央集中越來越多。“營改增”之后，估計將有65%~70%的稅收被中央拿走﹔二是，越來越多的各級政府的共享稅。一些稅共享之后，中央拿大頭，地方拿小頭，層級越低拿越少。另外，一個稅要國、地兩個稅務局收沒有必要，一個部門收就可以了。三是分稅制的稅大量從企業中收，地方隻有辦企業才有稅，不辦企業沒稅收，導致產能過剩等一系列問題。四是地方分得少，地方就要用賣地、收費、借債等方式來補充地方財政，導致征地拆遷矛盾。還有一些地方政府面臨破產風險。

　　分稅制改革先劃分好事權，誰的事情誰負責，中央、省、市縣的事分清楚。按照事權劃分支出，中央、省、市縣劃分好。支出的比例一般是中央35%、省15%、市縣50%，收入的合理比例應該是中央50%、省15%、市縣35%，中央將收入的20%轉移給市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稅收問題，中央收入主要來自增值稅、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社保基金、關稅等等﹔省級收入來自銷售稅，如煙、酒、化妝品等，再加一定的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分成，讓省裡收到15%的稅收﹔市縣的收入主要是房地產稅、房地產交易稅、遺產稅、車船牌照稅等雜稅，佔到地方總收入的60%左右。今后，如果地方靠房地產稅、房地產交易稅可取代土地出讓金，市縣就用不著過於依賴土地財政，靠現在的房子就可以收稅。也用不著辦那麼多工廠，抑制地方上項目、上工廠的沖動。再就是解決地方政府錢不夠的問題。通過這個辦法，各收各稅，各管各事，中央向地方合理轉移支付，建立一個中央與地方都有積極性的現代財稅制度。

　　廣東應率先進行體制探索

　　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廣東應該從哪些方面深化改革？

　　周天勇：廣東在前30多年，一直處於改革開放的前沿，全國第一批劃定的經濟特區中，廣東就佔了3個，且緊鄰港澳。未來廣東，要大幅度改革開放，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可以從3個方面入手，一是不能再要政策，而是要體制。向中央要優惠政策沒有空間了，也沒啥用，現在就是要放開讓我干，進行體制探索﹔二是盡快實現負面清單管理，政府規定哪些經濟領域不開放，除了清單上的禁區，其他行業、領域和經濟活動在廣東都被許可﹔三是調整產業結構，加工業轉移，制造業升級，未來需要進一步放開服務業與金融業等，譬如文化、教育健康、養老等，廣東有潛力可挖。

　　名詞解釋

　　負面清單管理(Negative List)

　　——相當於投資領域的“黑名單”，列明了企業不能投資的領域和產業。學術上的說法是，凡是針對外資的與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業績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限制措施，均以清單方式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