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馬”是如何煉成的——探秘快遞“桐廬幫”發源地

　　桐廬，這個地處浙西北山區的小城山清水秀，有著中國最美縣城之稱。桐廬不僅因為自然美景出名，人們一進入桐廬縣界就能看見一塊大石碑，寫著“中國民營快遞之鄉”。

　　我國是世界第一快遞大國，２０１４年快遞業務量達１４０億件，其中１００億件來自“三通一達”四家快遞企業：申通、圓通、中通、韻達。而“三通一達”的老總，都是浙江桐廬人。

　　為什麼桐廬能成為中國民營快遞的發源地？這個小城蘊藏著怎樣的奧秘？新華社記者和“三通一達”負責人相約來到他們的家鄉。

　　先吃螃蟹的人：“２０多年的變化天翻地覆”

　　記者從桐廬縣城出發，向西走驅車一個多小時抵達鐘山鄉，一路綠色環繞，山路蜿蜒狹窄。“三通一達”幾位老總的家鄉都聚集在此。

　　鐘山鄉夏塘村村民詹雲榮告訴記者，由於山地多農田少，守在家裡隻能勉強混飽肚子，想致富隻能走出大山。

　　“讀小學五年級時，我代表鄉裡參加全縣數學應用題比賽，那是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到縣城。”中通快遞總裁賴梅鬆的老家在鐘山鄉最偏僻的天井嶺村。想起當年，４５歲的賴梅鬆感慨萬千。

　　１９９３年，聶騰飛、聶騰雲兄弟離開家鄉桐廬縣鐘山鄉夏塘村，到杭州打工。當時，杭州集中了一批外貿企業，隔天就要往上海送外貿報關單，發中國郵政需要３天時間，企業自己跑成本又太高。兄弟倆敏銳地捕捉到了商機，替人出差跑腿送件。剛開始，送一單的價格是１００元，除去來回的火車票３０元，每單可以賺７０元。一年下來，兄弟倆賺了２萬元，獲得了“第一桶金”。

　　之后由於業務擴大，聶騰飛的大舅子陳德軍也加入進來。幾個年輕人騎著自行車穿梭在杭州、上海等地的大街小巷，翻破了無數張地圖，吃盡了苦頭。

　　１９９８年，陳德軍接手掌管申通快遞。１９９９年，聶騰雲再次創業，創辦韻達快遞。２０００年，喻渭蛟用借來的５萬元創辦了圓通快遞，租的是１５０平方米的倉庫，全部設備就是兩輛自行車和兩部電話。２００２年，賴梅鬆從木材生意轉行，瞄准了快遞業，創辦了中通快遞。

　　快遞桐廬幫留給外界的印象頗為神秘，有傳言說這四家企業的老總彼此互有交集，韻達快遞常務副總裁周柏根說：“一開始申通、圓通、中通的老板互相並不認識，但先吃螃蟹的人確實產生了影響和帶動作用。”

　　周柏根表示，“三通一達”的老總們有相似之處，一是非常能吃苦，因為那時桐廬的山村太窮了。二是做生意不隻看眼前利益。“今天錢進了口袋，還沒捂熱，明天又投資出去了。”

　　鐘山鄉黨委副書記李芸說，鐘山鄉全鄉２．２萬人、６７００多戶人家。在桐廬快遞人艱苦奮斗精神的傳幫帶下，有一半人外出從事快遞業。

　　在鐘山鄉歌舞村，一名在外做了２０多年快遞的村民感慨：“村頭巷尾，盡是歐式洋樓，２０多年的變化天翻地覆。”

　　據桐廬縣商務局統計，全國由桐廬籍民營企業家創辦和管理的快遞企業已達２５００余家，從業人員超過２０萬，年營業額３００多億元，佔據全國快遞行業將近６０％的市場份額。２０１０年，中國快遞協會授予桐廬縣“中國民營快遞之鄉”稱號。

　　從“黑快遞”到“黑馬”：“我們的成就感很強”

　　從“黑快遞”到中國經濟的一匹“黑馬”，從夾縫中求生存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三通一達”在崛起之前曾經歷過風暴的洗禮。

　　我國舊版郵政法規定郵政業務專營，但對各企業間的商務件沒有明確范圍。早年的“三通一達”以及順豐，都以商務件作為主營業務，在夾縫中求生存。

　　“印象最深刻的是，這個行當是黑快遞，到處被打壓。”賴梅鬆回憶，當時沒有確立民營快遞的合法地位，快遞企業和郵政企業之間由於業務競爭，經常發生沖突。

　　“閣樓上藏著商務信函，自己的車輛被扣，隻能坐出租車送件。最怕的是快件被扣，沒法跟客戶交代。”一位在快遞業摸爬滾打十幾年的快遞企業大區經理告訴記者，那種感覺就像鏢局搶鏢。

　　２００９年，修訂后的郵政法開始實施，民營快遞的合法地位確立。“黑快遞”企業也成為郵政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民營快遞企業有了開天辟地的意義。

　　圓通速遞副總裁郎鴻飛說：“從‘地下’干到合法，我們的成就感很強。現在政府對我們很重視，很多地方把快遞產業發展納入了當地規劃。”

　　“三通一達”四家企業的注冊地都在上海市青浦區，２０１４年納稅５億多元，成為青浦區的納稅大戶。

　　當記者問，創業時最激動的是什麼？周柏根說：“業務量沖破１萬票。因為是從零做起來的。之后從２００萬不斷地沖到３００萬、１８００萬。”

　　加盟模式“分田到戶”：“打造中國的聯邦快遞”

　　“‘雙１１’快遞洪峰來臨，為什麼能順利通過？”賴梅鬆認為，這得益於加盟模式，人手不夠可以叫親戚朋友。“三通一達”都是通過加盟模式創業，迅速在全國鋪設網點。

　　起初，“三通一達”的加盟制就是鼓勵員工到其他地區拓展業務網絡，包干到戶，按文件、包裹的不同價格繳納承包費，加盟商共用一個品牌，各自收取收件費，彼此之間實行派送費互免。

　　賴梅鬆又對加盟制進行了改良。兄弟分灶吃飯，獨立法人經營主體切割得很清楚，主要的轉運體系都歸總部統一調配。但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快遞網絡越廣，創業主體伙伴越多，蛋糕做好了大家分享。

　　賴梅鬆說：“‘三通一達’快遞企業實行的加盟制，就類似分田到戶，這也算是快遞行業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快遞人最自豪的是什麼？走遍全國，一分錢不帶都能解決吃住問題，因為到處都有網點，都是自己的同事。”申通快遞總裁助理陳賢紅說。

　　“有人說快遞業創造了就業崗位。實際上很多人起初正是因為找不到工作才干起快遞。”賴梅鬆說，中通快遞去年增加就業崗位６萬個，今年創造就業崗位１０萬個。按照現在的情形推算，到２０２０年，中通的平台將超過１００萬人。

　　“快遞公司的網絡布局就好比木桶原理，有一塊短板都不是好的網絡。”郎鴻飛說。然而，加盟模式的缺點也恰恰容易出現短板。由於企業總部對加盟商難以掌控，從而造成服務質量、安全標准難以統一。統計顯示，５０％以上的客戶投訴出自加盟網點。

　　目前，“三通一達”逐漸將重要的轉運中心、省會級城市網點從加盟改為直營。相似度極高的發展模式，產生了不容回避的問題：四家企業之間同質化競爭嚴重。

　　“三通一達”普遍對電商件高度依賴，因而形成了高度同質化的市場。當前，中國快遞市場洗牌態勢加速，“三通一達”彼此之間的關系也有微妙變化，開始從競爭走向競合。２０１３年，“三通一達”加上順豐共５家企業成立了蜂網公司，每家各佔２０％股份，在企業集中採購、可以共享的資源上展開合作。

　　“中國民營快遞要走向世界，應該抱團取暖，要有志於打造中國的ＦＥＤＥＸ（美國聯邦快遞）。”郎鴻飛說。（記者崔俐莎、趙文君、方益波　郭宇靖、葉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