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出席G20領導人第十次峰會第一階段會議
最近,習近平主席在接連出席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和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時,先后兩次對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的走勢和改革進行了分析和展望。這兩次講話既使用了中國的傳統智慧對世界經濟深度調整的原因進行了鞭辟入裡的分析,即“傳統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的潛能趨於消退”﹔又針對這些“病灶”,對症下藥地提出了一張包含多個建議的診療良方。在為世界經濟診斷和開出藥方的同時,這兩次講話還基於一系列的事實描述了中國經濟對世界所做出的貢獻,以及中國經濟的光明前景,向國際社會傳達了來自中國的自信聲音。
“世界經濟最困難的時刻,承擔了拉動增長的重任”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已經連續多年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是世界經濟穩定的重要基石。尤其是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最困難的時刻,承擔了拉動增長的重任”,成為了全球經濟的定海神針。根據IMF最新修訂的全球宏觀經濟數據,2009年全球經濟增長為0.028%,是幾十年來最低的增長率。但是,如果沒有中國經濟的突出表現,則全球經濟將會出現0.7%的負增長。如果沒有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提供的動力,世界經濟將進一步下滑,全球經濟信心也會遭受嚴重影響。中國經濟在危機中對全球增長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得到了全球經濟學家的共同認可。
根據今年10月份IMF《世界經濟展望》的預測,2015年的全球經濟增長率隻有3.12%,是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增速最低的一年。在新興經濟體增長動能有所衰減,而且發達經濟體中的歐元區和日本經濟不振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依然是全球增長的最大動力來源。假設中國經濟今年最終實現6.9%的增長,則中國今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超過34%,即貢獻1/3以上的全球經濟增量。相比之下,即使是被認為經濟已經實現強勁復蘇的美國經濟,其2015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不過是20%,而另一個經濟正在持續高速增長的新興大國印度,因為其經濟規模相對較小,其2015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不到7%。
雖然隨著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速度會有所放慢,但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的中國將依然成為未來幾年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來源。根據IMF世界經濟展望中關於各國經濟增長的預測,我們可以測算出從2016年到2020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高達28.8%,遠遠高於同期美國的17.1%和印度的6.5%,這一數字跟G7對全球增長的貢獻率(29.9%)相當。這一系列的數據雄辯地說明了為什麼“中國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
國際投資者也對這一前景做出了回應,當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在2014年下降了16%的同時,中國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外資流入國。
“為各國發展創造機遇”
經濟全球化將世界經濟高度融合在一起,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僅改變了中國,而且對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正在並且將繼續如習主席所說的那樣“為各國發展創造機遇”。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市場,並擁有全世界最大的消費群體。到2011年為止,中國已是124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而以美國為最大貿易伙伴國的數量僅為76個。2014年,中國是43個經濟體的最大出口目的地。在這些經濟體中,向中國出口佔其總出口的比例大於30%的經濟體有16個,介於10%到30%之間的經濟體有26個。在G20成員中,中國是澳大利亞、南非、巴西、韓國和沙特的最大出口市場,同時還是歐盟、日本、俄羅斯、加拿大、印尼和阿根廷的第二大出口市場,美國在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以外的最大出口市場。而在亞太區域,中國幾乎是亞太經合組織成員經濟體的最大或第二大出口市場。可以說,全球經濟和區域經濟對於中國經濟的依賴性已經達到一個空前的高度。
與此同時,中國還是世界第二大投資體,為全世界提供大量的資本。在全球資本回收、全球流動性下滑以及投資收益預期大幅度下滑的環境中,中國通過新一輪對外投資浪潮,為穩定國際投資資本市場和帶動被投資國有效需求做出了巨大貢獻,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按照聯合國貿發委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從2007年的265.1億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1427億美元,在世界的排名從第18上升到2014年第3﹔在世界對外投資的比重則從2007年的1.24%上升到2014年的8.57%,如果算上通過香港等地進行的對外投資,來自中國的資金對外投資規模在2014年僅次於美國。從2007年到2014年,中國及香港對外投資增長了1680億美元,而同期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卻減少了7758億美元,來自中國的投資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
正面“外溢效應”
在一個日益緊密聯系的世界經濟中,正如習主席所說的“各方應該特別注意加強彼此政策的溝通和協調,防止負面外溢效應。”中國在通過本身的經濟增長給世界經濟注入活力的同時,並沒有隻關注自身的經濟發展,而是同時也在服務於全球其他經濟體,對全球經濟不平衡的改善提供了重要的正面“外溢效應”。這可以通過中國在貿易平衡、匯率穩定和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的表現來體現出來。
從貿易平衡來看,中國通過改善自身的貿易平衡為其他國家的需求擴張提供了重要支持,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佔GDP比重從高峰期的接近10%下降到2%左右,這意味著在金融危機以來為全球提供了很大的市場。為全球貿易再平衡貢獻了接近40%的份額。相比之下,很多危機前就存在嚴重不平衡的經濟體,如德國、韓國等都並沒有實現這一調整。
從匯率穩定來看,在全球出現“競爭性貶值”的浪潮中,人民幣匯率不僅沒有出現推波助瀾的跟隨性貶值,反而進行了逆勢升值。從危機發生以來,中國是主要經濟體貨幣升值幅度最大的國家。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2007年12月到2015年10月累計升值42.9%,比美元同期升值幅度高出31.3個百分點。
從結構調整角度來看,中國利用貿易再平衡、有效匯率的升值以及相對價格的調整為世界產業結構調整注入了巨大的動力。同時,中國自身產業結構的調整也將為未來世界產業結構持續調整的源泉。
“協調合作是我們的必然選擇”
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高,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自2007年以來快速攀升,從2007年的6.10%上升到2014年13.43%,預計到2020年這一數字將達到17.78%。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上升,中國也深刻地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協調合作是我們的必然選擇。”
當金融危機后國際經濟協調合作出現了問題,國際經濟治理體制改革也因為種種原因停滯不前的時候,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並籌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一倡議通過基礎設施的合作在短期能夠提升被投資國的內需,在中長期能夠為下一輪經濟增長和創新打下基礎﹔同時,通過我國金融機構以及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機構的融資,可以有效解決各國在后危機時代面臨的流動性困境和財務困局﹔最后,通過全面互聯互通的制度改革推進各國結構性改革,將為全球經濟復蘇奠定制度性基礎。
“與其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
正如習主席在其講話說中說到的那樣,“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復雜程度遠超以往,解決起來需要綜合施策,絕非一日之功。”但再復雜的解決方案都需要“起而行之”。
中國正是那個已經站出來積極行動的經濟體。一方面,中國政府通過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制定出了一套全面的改革方案,正在對經濟中的深層次和中長期問題進行改革,並致力於實現經濟的包容性發展﹔另一方面,中國也正在不斷加強對外經濟合作,努力促成與合作伙伴的共同繁榮,這跟一些西方國家在一些根本性問題上糾纏於政治僵局,遲遲不願做出有效行動形成了鮮明對比。這樣的鮮明對比也將會為中國在未來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中獲得更高的聲譽和影響力。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