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事關國家發展大局。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要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加強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建設數字信息基礎設施，推進5G規模化應用，促進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智慧城市、數字鄉村。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釋放數據要素潛力，更好賦能經濟發展、豐富人民生活。

多位代表委員在接受人民網財經採訪時表示，數字經濟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新引擎，是新一輪國際競爭重點領域。發展數字經濟意義重大，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機遇，有利於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推動發展方式轉變、搶佔全球競爭優勢。但同時，也為數字治理帶來了諸多新挑戰，數據安全、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難等問題日益突顯。

把握多重有利條件

數字經濟成經濟增長新引擎

“數字技術為經濟增長全面提供新動能，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我國具有發展數字經濟的有利條件。”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江小涓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我國數字市場規模巨大是一個很大的優勢。”江小涓表示，我國有11.4億移動互聯網月活用戶，同時人均網絡使用時間排在全球前列，每天移動端的上網時長達到6小時。巨大規模的數字消費市場，使國內數字產業能同時獲得規模經濟和競爭效應的雙重優勢，驅動商業模式不斷創新，持續開拓新的增長空間。

“與此同時，近年來我國數字基礎設施發展非常迅速，5G基站建設規模全球領先，在數百個大中型城市開啟大規模商用，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數量已經超過10億個。強大的通信基礎設施能夠建立廣泛的連接，高質量的數字化傳輸能力支撐了豐富的內容在網絡空間進行傳遞。”江小涓說。

工業和信息化部數據顯示，2021年以互聯網平台企業為核心的規模以上互聯網和相關服務企業完成業務收入15500億元，同比增長21.2%。其中，平台服務收入達到5767億元，同比增長32.8%，在互聯網業務收入中佔比為37.2%，同比提高3.8個百分點。

江小涓認為，我國數字企業競爭力較強，數字經濟促進服務業提高效率的同時，通過數字生產者服務創新，也向農業、制造業等各個經濟領域賦能，提高了各類經濟行為的效率，創造出巨大的增長空間。

在物美集團董事長張文中看來，數字時代對所有人都是重新發展進步的重要機遇，不僅讓企業決策更高效、運營更智能，也讓企業的經濟效益有了更大、更廣泛的提高。特別是對傳統產業，能夠在數字化的支持下解構重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要抓住並享受數字時代的機遇，要讓每個人都能享受到數字化時代的紅利。

以大數據、區塊鏈、5G、物聯網等新興技術為特征的數字經濟，正在重塑各行業的商業模式。維信諾董事長張德強表示，屏幕在數字經濟下作為信息呈現的載體和人機交互窗口，已經完全融合到了人們日常生活中，例如手機顯示屏、計算機顯示屏、車載顯示屏和電視顯示屏等。新型顯示受益於數字經濟“新基建”技術的快速發展，同時可以協同促進大數據、物聯網、產業發展與人們社會生活的融合應用，暢通數字經濟下的技術循環發展，進一步激發數字經濟活力。

“展望數字經濟在‘十四五’期間的發展趨勢，可以肯定，數字經濟將為中國經濟全面注入新的動能和活力，數字技術將全面提升服務業和整個經濟的效率水平。促進數字經濟全面快速健康發展，成為穩定經濟大盤、繼續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讓中國經濟預期更樂觀，發展更有底氣。”江小涓說。

全球數字經濟發展迅猛

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機遇挑戰並存

當前，全球數字經濟發展迅猛。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據，2020年，發達國家數字經濟規模達到24.4萬億美元，佔全球總量的74.7%。發達國家數字經濟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54.3%，遠超發展中國家27.6%的水平。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重點關注了數字經濟發展。根據他的觀察，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有所減緩。中國信通院發布的數據顯示，我國的數字經濟的增速從2018年的21%下降至2020年的9.6%，增速放緩趨勢明顯。

“政策的統籌協調不足，存在重復監管現象。”劉尚希以APP合規為例說明，除網信外，公安、工信、市監等，還存在諸多部門的重復監測。由於具體執法標准不一致，企業在數字領域創新的合規風險顯著上升，這不利於進一步提升數據作為數字經濟關鍵要素的價值。

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財經大學教授賀強看來，對中小企業而言，雖然其中大部分都已經意識到了數字化升級轉型的重要性，但因為自身存在諸多困難和挑戰，轉型的程度遠遠低於大型企業的水平。

據中國電子技術標准化研究院的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中小企業關鍵工序的數字化裝備應用比例為45%、生產過程信息系統覆蓋佔比為 40%、設備聯網率為35%，僅有5%的中小企業採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對生產制造環節提供優化建議和決策支持。

中小企業是數字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也是數字化轉型的主戰場，是擴大就業的載體，是改善民生的關鍵，如何進一步推動其轉型效率，目前又面臨哪些瓶頸？

賀強認為，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各方面需要持續投入大量時間和資金，中小企業難以承受。中小企業自身技術水平不高，難以滿足企業數字化平台的開發、部署、運營和維護需求，對數據缺乏有效採集，數據分析水平也難以滿足需求，市場上大部分數字技術及平台企業自身缺乏實體運營經驗。

全國政協委員肖新光表示，數字化轉型升級對軟件的依賴度提升，保障數字化轉型進程的安全面臨一些挑戰。例如，軟件成分和依賴關系缺乏透明性，開源代碼和生態風險應對能力缺乏支撐，軟件開發安全標准規范落后，無法覆蓋全生命周期等。

“軟件安全十分重要，一旦受到影響，就會損害人民生產生活、社會經濟活動甚至國家安全，需要採取措施保障軟件安全，從而保障數字化轉型進程。”肖新光說。

納微科技董事長江必旺認為，一些行業還面臨關鍵領域的“卡脖子”技術問題，關鍵就是要堅持原始創新，從模仿、跟蹤的低端發展模式向創新、引領的高端模式轉變，在數字經濟的發展浪潮中抓住機遇，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優化創新創業生態環境

強化基礎領域關鍵核心技術研發

那麼，如何賦能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

“要繼續鼓勵頭部數字科技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發揮好頭雁效應。”劉尚希建議，要不斷完善對平台企業的監管方式，鼓勵平台企業創新發展，鼓勵頭部企業持續強化基礎領域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助力構建我國自主可控的產業生態。

同時，他還建議，要鼓勵頭部企業聯合產業上下游企業共建開放的科技創新和應用生態，形成創新合力，減少行業“重復建設”，以加快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滲透，發揮數字化對實體經濟的放大、疊加、倍增效應，並鼓勵我國數字科技企業走出去，增強全球競爭話語權。

劉尚希認為，市場的創新熱情和能力也不可忽視，這就需要進一步優化市場公平競爭和資本市場投融資環境。在這個過程中，要全面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清理妨礙公平競爭的、不合時宜的一些政策規定，並在新政策出台前加強公平競爭審查。進一步厘清監管分工，明確監管標准，明確“負面清單”，增強政策的透明度和引導作用。

對於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問題，賀強建議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為中小企業提供友好、可信的計算、網絡和存儲能力﹔建立政府、科研機構，大中小企業共同參與的公共創新服務平台，在金融、稅收等方面加大對新型實體企業的支持力度，建立完善監管標准，提供良好政策環境﹔研究建立與數字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分類分級監管標准，為新型實體企業帶動中小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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